應從國民收入體系考量公務員工資

公務員工資的話題持續熱議，從社會普遍吐槽公務員收入的霧里看花，到部分基層公務員以曬工資單“哭窮”回應質疑，公務員工資始終牽動了社會的敏感神經。眼下，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明確了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的大方向，但對公務員薪酬水平的討論，并沒有就此達成普遍共識。

700萬人的公務員隊伍，作為一個行業來看，不是規模最大的，與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行業相比，享受到的卻是全方位的高度關注。收入幾何，工作累不累，生活質量高不高，發展空間夠不夠廣闊，這些“噓寒問暖”似乎對公務員特別掛念。可說到工資不高、生活不易，各行各業幾乎都有話說，有些行業明顯更需要體恤，但輿論并沒有那么高的熱情給予他們同等“待遇”，這種“厚此薄彼”本身就顯得不尋常。

說到底，無論是高官還是基層公務員，公職人員在這個社會中確實具有某種特殊性，多少被視為與農工商不同的一份職業，“官”的身份有著不言而喻的分量感，這在官本位文化影響依然強大的當代，是不用回避的現實。這種身份上的定位，延伸體現到物質層面，就是對收入水平的衡量。

目前的公務員工資到底是偏低還是偏高？不妨將其放在整個國民收入體系下考量。在沒有傳說中的大量“灰色收入”的前提下，按照眼下很多公務員反映的“真實”工資單，盡管不同地區、不同職級的公務員肯定存在差異，但即使是其中的“最低”水準——基層公務員的工資收入也不低于當地的社會平均收入。

公務員收入究竟怎樣才合理？參照世界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公務員薪酬行情，既有美國那樣可躋身中產階級的中上層的水準，也不乏英國和新加坡等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相當的基準，也有以日本為代表的低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情形。但總體而言，公務員總體上都不屬于典型的高收入群體，處于中下層的位置也完全正常。

在這樣的定調下，中國基層公務員的“委屈”又來自于哪里？與其說是工資太低，不如說是太高的心理預期形成的落差感。在社會對公務員“愛干不干”的揶揄中，公務員考試卻始終熱度不減，客觀上，確實有大批高學歷的青年人通過了層層選拔才得以進入體制，其中肯定不乏通常意義上的優秀才俊。但拿著“普通”工資的實際狀況，卻在很大程度上離“成功”的經濟配置相去甚遠，面對周圍人的眼光，在社會普遍對“入仕”的各種想象中，其失落的情緒可想而知。

但應當明確的是，公務員的薪酬高低，肯定不能由公務員自己的預期決定。原則上只能有公共財政這個唯一經濟來源的公務員工資，若只是聽由公務員的期望，必定難逃權力自肥的嫌疑，在這個意義上，公務員確實不是一般的職業，公務員拿多少工資少不了看老百姓的“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