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得分超級低的學生是怎樣畢業的？

人大自主招生腐敗案持續發酵。實名認證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的“＠人大陳偉”發微博稱：“過去幾屆有的學生考試得十來分二十來分，超級低，正常學生再不用功，六七十分還是可以得的。有人責我苛嚴，原因其實在這里（招生腐敗）。”

這從另一個角度論證自主招生腐敗，帶來的學校生源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下降。而從陳偉副教授的感嘆，筆者想到的是，如果大學能建立“嚴出”培養機制，靠招生舞弊、弄虛作假進大學的學生，是很難順利畢業、拿到文憑的，這會很大程度擠壓舞弊違規的“獲利空間”。

其實，綜觀全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都實行“嚴出”的培養管理機制——每個學生必須達到學校的培養要求，方可畢業——這種培養機制，也是對自主招生可能出現失誤的修補，哪怕自主招生的標準十分清晰、操作嚴格，但不容否認，還是會出現“看走眼”的時候，而校正招生中可能出現的失誤的最好辦法，就是錄取進學校之后，嚴格要求，實行過程淘汰。另外，學生也可能出現在自主招生中選擇學校的失誤，為此，國外高校設計了自由轉學制度，以給學生進一步選擇學校的權利。

我國大學當前的培養機制是，不管是學校招生實行“嚴進”，還是“寬進”，結果都是“寬出”，幾乎很少有過程淘汰。一名學生被大學錄取之后，不出意外，將順利獲得大學的文憑，而且，這張文憑是國家承認的。這無疑增加了考試、招生作弊的收益，一名成績很差的學生，經作弊進大學后，將順利實現獲得國家文憑的目標。這也鼓勵考試作弊、運作招生潛規則者前赴后繼。

這和我國實行國家授予文憑制度，以及大學沒有現代大學制度有關。在我國，所有納入計劃錄取的學校，授予的都是國家承認的文憑，加之我國的人才評價體系也和學歷掛鉤，因此，不少學生是沖著獲得一紙國家文憑去的。雖然近年來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加劇，文憑嚴重貶值，可是整個社會的“學歷情結”還依舊存在，“名校情結”則更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大學就在做販賣文憑的生意，根本不回報給學生高質量的教育，而只是一張文憑。一些名校雖然屢屢曝出教育丑聞、學術丑聞，但其授予的國家承認文憑，還是“奇貨可居”。

大學的行政化與功利化辦學，則導致目前眾多大學（包括985高校、211院校在內）根本不重視人才培養，老師的精力更多花在申請課題、撰寫論文、出科研成果上，對教育教學缺乏研究，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對付課堂”。還有一些大學，明知學生多科不及格，不能完成學業，但卻讓老師降低對學生的要求，這其中的原因就更復雜。有的是因學校追求利益，退一名學生就減少一名學生的學費收入；有的是領導打招呼——這多半又與招生違規有聯系——要求老師讓其過關；有的是學生“逼宮”，以威脅、鬧事的方式，要求老師給高分，學校則息事寧人。

而對于大學過程淘汰學生，整個社會輿論也很糾結。按照我國當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一名學生退學后，如果還想在國內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只有重回高考體系，而不能轉學到其他高校，這導致退出渠道很不暢通，大學退學處理經常遭遇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質疑。于是，多方面因素綜合起來，我國大學就普遍采取“寬出”模式，學校、老師、學生“皆大歡喜”，而受到損害的是高等教育的質量，滋生出各種教育亂象。

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30％的當下，我國必須認真反思國家授予文憑制度、學校行政化辦學體系的根本弊端，不對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實在難以治理日益復雜、嚴重的教育亂象——試問，人大考十幾二十分的學生，他們順利畢業沒有？他們怎樣順利畢業的？他們畢業之后拿到國家承認的文憑到哪里高就？一個成績很差的學生，經運作進了名校；求學時成績達不到要求，順利畢業；畢業之后，用名校文憑作為敲門磚，依靠父輩關系謀得一份好工作，甚至很快晉升到領導崗位，這踐踏的不僅僅是教育公平，而且是整個教育的尊嚴，和國家、民族的未來。必須通過制度改革，遏制這種荒謬運作的反復上演。

熊丙奇（上海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