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憤懣于“法律為高考讓路”

因不滿“撕書狂歡”行為被老師制止，長武縣中學6名高三學生將一名老師打傷，本報昨日對此事進行報道后，引起各方關注。目前，6名涉事學生已被公安機關立案調查。（6月3日《華商報》）

6名高三學生對制止自己撕書的老師進行圍毆，甚至打斷拖把。目前，打人者均已經被立案調查，但考慮到他們都是面臨高考的孩子，如需依法行政拘留，或會特事特辦，等高考結束后再進行處罰。

然而，“特事特辦”點燃了圍觀者的“火藥桶”。很多人立馬給出了“法律輕，高考重”的斷論，一些媒體也提出了“法律是否該為高考讓路？”的討論由頭。從跟帖回應的數量來看，群情激涌的人不在少數。

其實，新聞報道的關鍵詞，應是“人性化執法”。在我們的記憶中，這一說法似乎和城管掛鉤的次數更多，其也正是呼吁大眾對某些剛硬法規，存有溫柔的人文關懷。不過，在這一事件中，因涉事人員涉及高考，且有可能對他們“特事特辦”，于是，人們之前對于人性化執法的擁躉，便瞬間轉換了立場。

那么，同一概念為什么會有如此涇渭分明的表情符號？難道這是源于人們對高考的“苦大仇深”？從往年的報道軌跡看，但凡到了6月，有關高考的奇葩新聞就必然井噴式爆發。像什么母親出車禍還要讓孩子去高考啦、家長因為考生遲到給門衛下跪啦、隱瞞親人去世啦……各種撕裂親情倫理的行為，只因“高考”這一人生電梯的橫亙，讓人們對此見怪不怪。

所以，警方在對6名打人學生打算進行“特事特辦”的時候，圍觀者紛紛按照慣性情緒進行了解讀。“以前是親情要給高考讓路，現在連法律也不能免俗！？”然而，這類輿論的背后，多少融入了發聲人自己的主觀臆斷。

原文的“需依法行政拘留的話”，即便在行政拘留決定宣告后，在申請復議和行政訴訟期間，被處罰的人及其親屬找到保證人或者按規定交納保證金的，可申請行政主體暫緩執行行政拘留。同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或者是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的”，對于這些適用對象，行政拘留作了消極性的排除規定，行政拘留對其不適用，以體現人文關懷。

如果再套用國外的聽證式的處理程序來看，打人者估計也可能會被“特事特辦”。因為被打的老師也主張“高考完再處理”，當然，這不能作為辦案主體方針，但卻可以是被考慮的因素之一。

實際上，法律并沒有對這6名打人者真正施行“特事特辦”，而是在法律的條條框框中，進行合理的運作。那么，我們為何還要對“高考”二字耿耿于懷，漫無目的地宣泄情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