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自由遷徙”從廣東先走出

開放戶籍管理，實現自由遷徙的“野望”看來正在逐步實現——據報道，廣東省將進一步放寬親友投靠的入戶條件，除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親屬間相互投靠（夫妻投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均全面放開，隨時辦理；全面放寬本科以上學歷畢業生入戶，落戶地與實際居住地不一致的，可隨時遷移到實際居住地；全面放寬省內中小城市（城鎮）落戶政策。異地務工人員的親屬落戶條件也將放寬。值得恭喜，廣東更新了固有的城市管理思維，揮出了戶籍管理改革上的第一刀！

盡管這還是有限度地放開常住人口的戶籍管理，但已是很大的進步。長期以來，固化的戶籍政策，一直被看做是人力資源自由配置的重要障礙。多年來，如何克服“戶籍”與居住或工作地不相符所造成的“非宜居”困難，成為了城市新移民的“心頭首病”，人們通過人際資源的消費或者重金花費，來盡力消弭身份證與戶口簿之間的“撕裂”，這既勞民傷財，又滋生腐敗。“固化戶籍”被看做是城市人力資源領域中最大的不公平之一，而因為城市中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資源分配，都與戶籍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的和現實關系，故戶籍在城市中，也不知不覺，成為了居住族群中特別危險的“溝壑”。現在廣東有限度地放開戶籍自由遷徙，可以說是順應民心的舉措，而實際上，廣東作為一個勞動力流動的最大市場，在戶籍政策上的同步配套，也是順理成章。

戶籍制度的改革，并不僅僅是行政管理思維的簡單變化，在新的戶籍政策基礎上，思考和設計公共資源配置的問題，就必然成為議事日程上的首要問題之一。在戶籍人口可能出現峰值增加的情況下，教育等公共資源的配置也大有可能出現峰值增加；而公共窗口上的服務配套，也要求其素質提升到相應的水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決策，需要一定的勇氣，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

從有關方面并不高調的政策調整宣布以及未設時間表的調整，我們可以看出，廣東省恐怕是把現在有限度的局部政策調整，看做是“試點”來進行摸石頭過河式的實踐的，這一實踐能否成功，也許將會帶來全局性的影響，因為是否放開戶籍遷徙管理，其施政方向是代表著開放還是限制兩種公共管理觀念的。事實上，在戶籍問題上，老百姓的家庭是一個理性的、善于自我調節的社會基本細胞，這個細胞總是能夠最優化地趨利避害配置有利于自己繁衍生根的社會資源，而作為政府，既沒有必要揠苗助長，也沒有必要伸手打壓；它只要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平臺，百姓們自然能夠找到最適合于自己創業和安居的生存方式。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開放的社會管理模式，是最適合于老百姓的，也才能夠代表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