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為何害怕與“垃圾焚燒廠”為鄰？

１１日下午，杭州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５?１０”事件情況，杭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徐立毅表示，全程確保群眾知情權，一定要把這個項目做成能求取最大 公約數的項目。發布會上，杭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徐立毅表示，垃圾焚燒廠項目從選址論證到立項、可行性研究、初步設計，需要一個嚴格的論證、報批過程。針對民眾的擔憂，杭州市余杭區有關負責人１１日對記者表示，項目在沒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況下，一定不開工。（５月１２日《北京青年報》）

應該說，對于一座垃圾焚燒項目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除了要求事件中實施聚眾堵塞交通、毀壞公私財物、行兇傷人、制造傳播謠言的人員投案自首之外，相關部門還能夠從項目的立項、論證、報批流程的不足進行反思，并承履行完法定程序并征得民眾理解支持。相比過往常見的生硬態度，官方的柔性回應，倒也令人刮目。

群聚作為民意的表達方式，當然可以有。但群聚行動顯然應當有其邊界，對于公共財物的損毀以及暴力打砸行為，顯然逾越了邊界，自然不應被縱容。不過，對于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及其動因，的確還不能因為一部分人的出格行為來簡單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除了法律層面的追責之外，對于事件成因的反思，其實更加急迫。

在村民看來，垃圾焚燒廠的秘密開工才是引發聚集事件的導火索。而此番官方回應將確保群眾知情權，對項目進行嚴格論證，并承諾在未完成法定程序和征得公眾理解支持的情況下，一定不開工，相信有望打消村民及公眾的擔憂與疑慮，從而在根本上消弭滋生群體性事件的風險。

而類似垃圾焚燒廠選址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其實并非國內所獨有。在一些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歷過風起云涌的“鄰避運動”。社區民眾因為反對建設垃圾填埋場，毒性廢棄物處理場，受影響的民眾聯合起來對抗政府和開發商，使此類設施的興建陷入進退兩難的僵局。鄰避現象甚至愈來愈多的擴展到其他公共設施建設中，如停車場，甚至流浪漢收容所等的規劃選址，都曾遭遇鄰避心理。

“鄰避運動”并非反對公共設施建設本身，而只是反對其建在“自家后院”。這些反對的民眾其實也心知肚明，垃圾焚燒廠這類公共設施，當然不能不要，不管是誰家后院，也總要選個地方建。從這個角度來看，“鄰避運動”本身其實與環保訴求無關，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規避風險而已。

對國內民眾而言，這一擔心更非多余。因公共項目管理失當，監管缺位而導致環境污染，并對周邊居民權益造成損害的先例，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根本誘因。可見，真正意義上消除“鄰避心理”，絕非力排眾議的說上就上，而更在于嚴格遵守立項、論證的程序，尤其是建立與民眾的溝通機制，讓民眾充分參與其中。而獲得項目“鄰里”的信賴，又何嘗不是公共工程上馬的必要前提呢？

而在日本，垃圾焚燒廠的選址恰恰是與政府部門為鄰，而不是靠近百姓民居，這或許不是為對“鄰避心理”最有效的破除。連官方都不怕與這些“危險”的公共設施為鄰了，長期以來籠罩公眾心頭的心理陰影，才有望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