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的“義利之辨”

這是半個世紀前的老故事，但至今讀來依然讓人唏噓：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新四軍軍長葉挺不幸被俘。國民黨當局想拉攏這位北伐名將，提出委任他為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當時第三戰區管轄蘇、浙、皖、贛、閩五省，坐擁數十萬大軍。面對誘惑，葉挺斷然拒絕，寧為階下囚，不為邪惡勢力的座上賓。這種氣節，印證了葉挺的一貫信念：“富貴于我如浮云”。

孔子有句“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杜甫有詩“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在傳統文化的價值排序中，義比利更具道德優先性，理想的人生不能為了榮華富貴而踐踏仁義道德，在物質利益之上，更應注重道德修煉。這是古人“義利之辨”的價值起點，在今天仍然燭照我們前行。

誠然，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有追求正當利益的權利。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義，豈能把利益和金錢放在最先位置，甚至為了利益可以犧牲原則、為了富貴可以突破底線、為了享受可以不顧道德？對領導干部而言，尤其應該擺正義與利的關系，可以追求個人的合法權益，但不可以有自己的灰色私利，更不能把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理當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義。這是領導干部應該秉持的義利觀，也是中央領導一再強調“為官發財應該兩道”的深意所在。

宋朝大學問家司馬光說過：“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貪污腐敗之所以禁而難絕，作風積弊之所以頑固反復，制度設計的漏洞、監督約束的缺席固然是重要方面，但義利觀混亂導致的價值崩塌、底線失守，則是內在原因。反對“四風”本為直指積弊、斬斷特權，一些人卻痛心于隱性福利的喪失，私利的魅影清晰可辨；簡政放權本為提高政府效率、激發社會活力，一些部門卻認為是動了自己的奶酪，私利的蠱惑蠢蠢欲動。這都說明，制度運行需要心理基礎，只有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才能從內心深處遵守法律，讓權力主動鉆進制度的籠子。

當今時代，市場經濟高歌猛進、社會財富不斷積累。有人甚至片面地認為，消費主義成為暢行無阻的價值準則，物質利益更是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中，拿出“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勇氣，具備“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胸襟，保持“國計已推肝膽許，家財不為子孫謀”的作風，才能不斷補足精神的鈣質、吸收思想的營養，進而涵養正確的義利觀，抵御私利的誘惑。

“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對領導干部來說，不怕物質誘惑多么熾烈，就怕內心自律潰敗；不怕監督存在留白，就怕不能戰勝“心魔”。處在義利之間的領導干部，尤須慎思之，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