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點摒棄“協管執法”，防止悲劇再發生

9日上午9時許，福州馬尾亭頭農貿市場附近發生一起協管員涉嫌故意傷害案件。一名年近70歲的老伯鄭修院對協管員工作態度提出指責時，兩名協管員與鄭修院發生口角，之后動手打人，鄭修院倒地后死亡。（4月10日東南網、《法制晚報》）

又是協管員，又是人間悲劇！在叩問這一悲劇如何發生的同時，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協管員，必然會再次引發社會的深思和反省。

客串執法崗位的臨時工——像治安、城管協管員等，其長期以來，在民眾眼里儼然成了法律與公權力的化身。但它與正式工在身份、待遇上的天壤之別，以及缺乏責、權、利體系的平衡與制約，使其極易產生對待責任和權力的“臨時性”思維，誘使其利用“臨時”權力謀取私利，干出違法亂紀的事來，這才是“臨時執法”亂象的根源所在。

臨時工“執法”之“原罪”，不在臨時工自身，而在于“需要”臨時工的正式工及其所在的政府機構。利益“供需市場”的存在，各取所需的權衡，趨利避害的變味，是政府機構熱衷使用臨時工的主因。在有利可圖時，為防師出無名，則讓臨時工打頭陣、當槍使，并反向助長了正式工們人浮于事的作風。出了事，臨時工立馬成了“出頭鳥”，掩護所在單位避風頭，還可將責任往臨時工身上一推干凈。“臨時工”之所以泛濫，事實上是政府部門權力外包、懶于政務、規避責任的表現。

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袁曙宏在三中全會《決定》輔導讀本中撰文披露，我國將全面清理行政執法人員，嚴禁未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執法。無行政執法資格和執法權力，卻在協助政府的治安、安全、維穩、管理等工作中充當著“排頭兵”。而因其待遇的“臨時工”化和無法可依的約束性，以及基層管理的混亂，協管員往往出現更多作風混亂、態度惡劣的違法行為，并因此抹黑了政府形象。

應早日讓協管員之類“臨時工”從政府執法崗位離崗而去。與此同時，也是對具有正式執法資格的公務人員提出了相應更高的要求，這不僅意味著其工作量的增大，也預示著其責任和義務的增強，但這也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只有早點摒棄“協管執法”現象，才能從根本上防止類似福州協管員傷害群眾悲劇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