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發生的政績觀革命

今年起，遼寧省沈陽市政府績效考評將有較大變化：適當調低了經濟發展的考評分值，新增設改革創新考評指標，取消地區生產總值(GDP)增速獎，增設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獎。

政府績效考評的變化大體反映了政府對自身要求的變化，績效考評像一只看得見的手，指引著地方政府朝著新的政績觀方向走。從沈陽的政績考評變化可以看出政府的意圖：調低經濟發展考評分值，將其增加到改善民生方面，說明在政府工作中，民生工作越來越重要；取消GDP增速獎，則是明顯的信號，那就是對GDP增速不作要求；此外，增設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獎，這是將原先對GDP增速的待遇給了環境保護，充分說明當地政府對環境工作的重視。

這是一個地方政府政績考評的改變，在更大范圍里，政績觀已經在發生顯著改變。在中央政府層面，已經形成“GDP將從高速增長回落到穩步增長”的共識，“保八”或者“保九”的傳統心態正在扭轉。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工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再重要，當下中國，仍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怎樣建設經濟，大的經濟建設理念已經發生變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定調，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句話如果應用到政府的經濟工作，那就是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不再刻意追求GDP的增長。在地方層面，如廣東這樣的改革開放先行地，很早就提出“不唯GDP增長”的新型政績觀。在今年的全國各地“兩會”上，有22個省市下調GDP增速目標。某種意義上，神州大地正在悄然發生一場政績觀的革命。

政績觀的扭轉與國情的變化有關。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離不開地方政府競爭的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地方政府以GDP增長為主要競爭目標，以土地、稅收、環境、資源等為吸引資本的手段招商引資，以地方融資平臺和地方銀行為主要融資渠道，幾乎成為一個大公司。很多官員因為會招商，會發展經濟，得以迅速升遷。應當說，這種地方競爭模式及其形成的政績觀有其歷史合理性，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它帶來了近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環境污染、產能過剩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國進民退。近10年，這些問題變得愈發嚴重，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人們對GDP的要求不再那么迫切，希望政府更多地關注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人們最容易注意到的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比較容易忽略另外一句，就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看來，這兩句話是指導所謂新型政績觀或者新型政府績效考評機制的重要標準。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雖然并不意味著政府放棄其經濟管理的功能，但同時也表明政府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大包大攬像個大公司。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的關鍵詞是“治理”和“現代化”。從前的政府行為更接近“管制”，而現在要實現的是“治理”，后者更為柔性?，F代化則表明治理方式應該告別傳統的管制思維，而走向履行公共職責的現代思維。

新型政績觀要真正得到扭轉并不容易，對于不同地區來說，情況也不大一樣，所以各地區的政績考評標準不必完全一致，但總的來說，大方向非常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