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外還有社會規范

李克強總理近日指出，簡政放權是正確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

不難發現，“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其實與法諺“法無禁止即自由”、“法無授權即禁止”有著相互對應的關系。它們都旨在強調權利與權力的關系，防止公權力的無限擴張。就改革而言，李克強總理更側重于政府、市場關系談論這兩句話。市場主體進而是具體的權利主體，相應地對作為市場管理方的政府作出一定的約束，并衡量某個市場行為可不可以，政府能不能出手“干預”。市場活動的唯一的界限，就是法律。

當然，還有更多的場合出現“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句話。很多時候，“法無禁止即可為”變成綠燈，為很多事放行。為市場松綁的同時，卻認為市場可以調節一切；以法律調節權利關系的同時，卻認為不違反法律就凡事可為。這樣的思想認識，在今天并不罕見。

表面上看，“法無禁止即可為”是以法律、法規為權利行使的邊界，不違法的行為就沒有懲處。反過來說，法律允許做的，乃至法律沒有做規定的“留白”，都是權利主體可以自由決定的部分。但超出法律的角度呢？很多時候，文化、習俗無形之中規范著人的言行，輿論、道義約束著人的言行，一個人可以做法律禁止之外的任何事情，但不代表沒有法律之外的代價，譬如受到譴責，丟棄名聲。我們這個社會，很多時候卻不是法律禁止太少，而是社會規范的失守現象太嚴重。

法律是不是對市場行為，乃至社會行為唯一的約束力呢？顯然不是。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但它只是所有調整手段中的一種。必須承認，從過去到現在，人類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文明演進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以法律為主要調整手段的法治社會的建立，它讓大多數人能夠生活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環境之中。我們甚至將法治程度作為某個側面，去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但在另一方面，包括倫理道德、習慣規則、行業自律在內的法外規范，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回顧這幾年來我們談論得最多的話題，無論是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問題，還是教育、醫療、新聞等從業人員的失范，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在法律上的反思其實并不少，修法、立法常常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之一。用處不是沒有，但往往給人以“防不勝防”的感覺，問題總是有新的表現，法律則跟進在后，規定一個個羅列，卻永遠是掛一漏萬。某種程度上，我們窮盡了法律的功用，卻喪失了法律之外的補救能力。良性市場發展機制、企業責任、行業規則，這些法律以外的無形規范，是不是都已慢慢被丟棄？

要理解“法無禁止即可為”，不能片面地把法律作為唯一社會調整手段?！胺o禁止即可為”不可作單獨而絕對的解釋，更多時候，它必須與“法無授權不可為”對應出現，“可為”與“不可為”最終指向權利與權力的關系，意在于約束權力，也就是簡政放權的目的。如果擴大到整個市場、社會層面，我們需要有更多調整社會關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