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醫院賠”不能成慣例

最近，上海發生一起特殊的醫患糾紛：首例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不幸病逝，其家屬以“醫院采取的救治措施不當”為由，向醫院索賠107萬元，醫院最終給予人道主義補助13萬元。

從患方的角度看，一個活生生的人，因感冒發燒到醫院就診，很快就呼吸衰竭，撒手人寰。面對人財兩空的結局，家屬自然無法接受。從醫方的角度看，H7N9病毒是人類首次發現的新型病毒，在疫情初期，醫生根本無法預見，只能按重癥肺炎診治，符合診療常規，不存在救治失誤。患方提出巨額索賠，沒有法律依據。

近年來，我國醫患糾紛日益增多，一個重要導火索就是人死在醫院里。有人認為，患者到醫院花錢看病，醫生必須治好，治不好就要承擔責任，給予賠償。而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通常會傾向于同情患者，即便醫院沒有任何過錯，也要給予一定的人道主義救助，這似乎已經成為慣例。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見死不救是道德問題，但能否救活則是科學問題。醫學是一個充滿未知數的世界，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人類已經能夠遨游太空，但對于生命的認識還處于童年階段。人類已知并命名的疾病有數萬種，能夠根治的只有區區幾種，對于大多數疾病只能緩解癥狀。苛求醫生包治百病，是不符合醫學規律的。人體千差萬別，病情千變萬化，在疾病面前，哪怕再高明的醫生，也沒有百分之百的勝算。患者出現醫療意外，原因非常復雜。有的是因為醫學技術的局限性，有的是因為病情的特殊性，有的是因為醫生的水平不夠高，有的是因為醫生的責任心不到位。總之，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清責任是非，不能簡單地做“有罪推定”。根據《侵權責任法》，假如醫院存在醫療過錯，并給患者造成了傷害，醫院必須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如果不管孰對孰錯，人一死就讓醫院賠，極有可能加劇醫患對立，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醫學是一門探索性科學，而探索則意味著兩種結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當“農夫和蛇”的故事屢屢上演后，醫生就會趨利避害，采取防御性醫療措施，最大限度保護自我。一種是采取消極的防御性醫療，即面對病情復雜的病人，能做的手術也不做，該冒的風險也不冒，盡量采取保守治療方案，而不是最優治療方案。另一種是采取積極的防御性醫療，即面對病情簡單的病人，即便能夠做出明確診斷，也要開出一大堆檢查單、化驗單，用最先進的儀器來驗證，以防因漏診而被起訴。因為在醫學上不必要的，在法律上卻是必要的。如此一來，最大的受害者還是患者。

在一個法治社會，患者依法維權，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一死就鬧醫院，有理沒理都索賠，這就不太正常了。從表面看，讓醫院賠錢是保護弱勢群體，維護社會和諧；但從深層看，這不符合法治精神，屬于典型的“擺平術”，既挫傷了醫生的積極性，也不利于減少醫患沖突。事實上，“擺平術”并非醫患和諧的潤滑劑，而是一劑麻醉劑，只能暫時緩解疼痛，不能根除病癥。

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既要維護患方的利益，也要維護醫方的利益，而不應犧牲公平正義原則。解決醫患沖突，需要法治保障和制度保障并重。對于那些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的貧困患者，或者因病發生災難性醫療支出的家庭，政府應有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通過基本醫療保障、特殊醫療救助、商業補充保險等措施，最大限度地解決患者的實際困難，消除醫患沖突的經濟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