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杠桿，找準“支點”藏富于民

審慎開征遺產稅、房產稅，剔除消費品中的重復計稅，乃至對中低收入者適度減稅，最終財政和公眾可以達成雙贏，帶來做大蛋糕的“正外部性”。這才是高明的“大”算盤。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從兩會前夕的“賣房差額征收20%個稅”，到兩會上關于遺產稅、房產稅、成品油重復計稅等一系列問題的熱議和解讀，“稅”再次成為熱點話題。

稅者，民之所負，國之所入。在全國議事殿堂上，各方代表對此進行博弈、以期影響未來決策，是民主政治的本來之義。2008年，正是借助全國兩會這一平臺實現的各方良性互動，各方意見頗大的利息稅最終得以取消。

從大的方向上看，藏富于民已成上下共識，十七大、十八大報告均提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所謂“再分配”，最重要的工具便是稅收。囿于現實中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和階段性，必須承認，在具體稅種的征收理念、實際操作上也難免存在諸多進一步改進的空間。

這種改進的空間，表現之一是在立法的程序層面。本次全國兩會上,趙冬苓等32位代表聯名提交了“稅收授權收回人大”的議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實事求是地看，因為獨特的歷史原因和時代背景，在當時這種授權確實能起到提高行政效率、推進改革開放進程的巨大功效。但是所謂“瑕不掩瑜”，并不是說這個“瑕”便無需修補了。改革進程從最初的高歌猛進，到了今天的穩中求進，時代背景發生變化，也對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齊頭并進提出更高要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部門立法雖有便捷之效，但也存在明顯弊端，最要害的一條就是具體職能部門出于部門利益固化、強化的訴求，會以“理性經濟人”的潛意識，在很多方面囿于部門利益小視角、進行趨利避害式取舍。對于趙冬苓的議案，全國人大回應“將在適當時候考慮這個問題”，公眾期待此中蘊含的積極意味。

這種改進的空間，還表現于具體稅種的計征方式乃至合理性等更內核性層面。如果說以往用“隱性稅收”的“高積累、低工資”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必要性；那么在如今我國財政收入已超10萬億元的語境下，也許該更多考慮“藏富于民”、“放水養魚”等問題。如今老百姓手頭有了一些“余糧”甚至“財產性收入”，但也要看到絕大多數人的財富仍是勞動報酬，算上貨幣貶值的因素，可以說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仍在緩慢發育，結構仍很脆弱。此時，稅收政策宜松不宜緊，應多些底層視角。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兩會前夕出臺的“賣房差額征收20%個稅”規定，引發京滬穗市民恐慌心理和突擊交易。他們中，剛需買家、改善型買家、“小康之家”占了很高比例，對這些群體而言，20%確實殺傷力太大。

稅收作為二次分配重要手段，客觀上成為調節政府（公共財政）與公民之間財富分配的關鍵性杠桿。由于財富總量的相對固定，這種調節雖然不屬“零和博弈”，但多少也存在某種此消彼長。當前，我國正著力于降低外貿依存度，轉向“內生增長”，內需的重要性更為凸顯。在此語境下，更印證了“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無水大河干”之喻——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激發內需，前提是讓公眾可支配收入提高，財富安全感提升，從而敢消費，促成有效需求的迸發。

從這個意義上說，剔除消費品中的重復計稅，對中低收入者適度減稅，以及審慎地有區別地開征新的大額稅種，最終財政和公眾可以達成雙贏，帶來做大蛋糕的“正外部性”。這才是高明的“大”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