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環保部的建議看法治精神

今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一審后，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前日，環保部公布了其對《草案》的意見和建議。（11月1日《京華時報》）

環保部的意見內容，既包括補充和完善的環境管理制度和措施，也包括了法律責任承擔、公益訴訟等方面的修改建議。

外界對意見的解讀主要集中在環境標準方面，針對“環保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草案“新規”，與環保部方面認為弱化其綜合宏觀職能的表述，合并概括為“環保部要求獨享環境標準制定權”。事實上，被環保部放在同等位置一并提出的，還有環境監測和環境規劃，前者同樣被要求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后者則取消了“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規劃必須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規定。

環保部方面的說法是，這些弱化其綜合宏觀職能的修改，會對環保工作帶來不利影響，所作建議大致均為恢復原有規定。

表面上，環保部的建議圍繞專門性法律法規的具體條款而展開，實際上，三項爭議對應的是環境標準制定權、環境監測制定權和環境規劃權。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權力的分配不在于會不會對環保部門工作造成影響，而在于環保部門有沒有獨自并合理行使它們的必要權力。

一般而言，環境事務有著一定的技術性和專業性，因此將相關標準制定權賦予對應行政部門沒有太多的不妥。將環境標準、環境監測的制定權交由環保部門，是很多國家的通行做法。也就是說，環保部門在這兩方面所作的建議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環境規劃權關系到環境保護規劃被放置的高度，本質上是更高層面的國家總體規劃問題。

專門事項立法帶有部門印記，其實是一個老問題。一些與特定部門相關的法律，往往由該部門起草，或主導。部門立法與國家立法的問題，值得深思。

客觀地說，本次《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較于以往作出了很大突破。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之外，環保部從“外部”提出意見，其實是部門立法主導性的減弱。進一步讓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各歸其位，需要在各項立法中體現同樣的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