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私刑是對法治的“反動”

日前，武漢江漢區常青一路站北新村發生令人唏噓一幕：4名拾荒者在拆遷片區拾荒時，被拆遷人員當小偷捉住，罰跪近1小時。幾位拾荒者胸前被掛上了“我是小偷”紅字的牌子，直到警察趕到后，4人才得以解救。警方稱4名拾荒者是否涉嫌盜竊仍在調查核實中。對于有人責令他們掛牌罰跪的行為，警方也在調查處理中。（5月5日《武漢晨報》）

“小偷”遭私刑，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上月初，一名婦女在福建晉江安海鎮中山中路偷竊兩個面包時，被店主當場抓住，為警示、防止她再次作案，店主將該名婦女綁在電線桿上，并在其胸前掛上寫有“我是小偷”的紙板。除此以外，公權力動用私刑處理官民矛盾也不乏其例，比如曾經備受輿論關注的“杯具門”、“母老虎門”。

所謂私刑，指的是不按照法律程序施加給他人的刑罰，或者說是非法地私自對人施用刑罰。從法律的角度看，私刑的本質是有罪推定，表現為某些個人或群體無視程序正義，以私人意志為依據，私下對他人執行刑罰的侵權行為。一些人之所以熱衷私刑，一方面源自司法公信力的不足，以至于部分民眾將動用私刑視為伸張“民間正義”；另一方面，在于動用私刑的后果較輕。特別是在懲罰小偷這類事情上，有關部門對于動用私刑者的處理大多以批評教育為主，而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縱容了私刑的泛濫。

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距離法治國家的最終建成還為時較遠，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在于，公眾缺乏對于法律的信仰和對程序的尊重。必須承認，由于司法重證據、講程序，不可能像私刑那樣“高效”、“痛快”，不能充分滿足人們的“復仇”心理，但這正是我們追求法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濫用私刑盡管迎合了當事人即時的情緒宣泄的快感，卻加劇了社會的暴戾之氣。從這個意義上講，私刑泛濫無疑是對我國法治進程的“反動”。

以拾荒者遭私刑、被罰跪一事為例，即便他們真是小偷，真的存在搬運電線、建材等物品的行為，那也并非人人能夠喊打。因為如何處罰需由公安機關依法偵處，作為公民，被拆遷人員只擁有報警，或者將犯罪嫌疑人扭送到公安機關的權利。像現在這樣又是罰跪又是掛牌子的做法，明顯侵犯了“小偷”的人身權利，甚至涉嫌侮辱罪。根據有關法律，可判處當事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總而言之，無論是誰，只要擅自對他人動用了私刑，都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違法行為，必須受到公刑的嚴懲。如果一味以司法公信力不足為由，沉迷于私刑這種私力救濟，那么法治勢必越發邊緣化，社會將陷入“以違法對違法，以犯罪對犯罪”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