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會討薪誰解其中味

日前，一段《女民工模仿發布會討薪》的視頻在網上走紅。視頻中一名自稱農民工的女性模仿發言人的口吻講述己方被用工方拖欠1400多萬元的事實。視頻中還有人扮演記者，與“新聞發言人”上演一問一答。（10月9日濟南廣播電視臺）

在農民工討薪幾成為常景的當下，女民工模仿新聞發言人討薪，的確能給人視覺上的沖擊。無怪乎，有網友對討薪農民工的這種自我發明大為稱奇，卻忘了農民工以新聞發布會的形式討薪，這并非頭一遭。

早在2005年的鄭州和西安，就已經出現相同的場景。如果硬要進行對比，唯一的亮點可能在于，相較于七年前農民工打起“民工維權記者新聞發布會”的條幅，等待媒體記者的到來不同，隨著網絡媒介的進一步發達，農民工已經學會更為具體的模仿，并將視頻上傳到網上，以期引發更大的關注度。

如果單從農民工的討薪技巧上而言，相比“跳樓秀”，乃至七年前的新聞發布會，這次發言人式討薪都可以視為討薪技術手段上又一次“進步”。

但拋卻這種形式上的花哨更替，回歸到“討薪”這一實質問題上來，我們對于這種稍顯詼諧的行為藝術，實在生發不了任何欣慰感。

應該看到，無論農民工群體以怎樣的個體之變去謀求討薪的成功，都是出于一種制度之外的“劍走偏鋒”，而不得不選擇手段上的創新，則反過來意味著，討薪方式的變更在欠薪的頑癥前，已經愈發乏力。

事實上，針對欠薪問題，去年，惡意欠薪罪已經被寫入刑法。但對應的現實是，即便某些單位明顯存在惡意欠薪行為，在司法執行上仍面臨難落實的尷尬。由此看來，解決欠薪問題，單純從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契約關系上進行破解，已經難以見效。

加強對用人單位合法用工行為的監管，只是治理欠薪頑癥的冰山一角。

由于農民工群體的身份局限，高流動性、權利和法律意識不足都加重了其自我維權的困境。而這一群里利益代言人的缺位，則又屬于一種權利上的“欠債”。

農民工討薪難，已成頑癥。今天，當一位女農民工在鏡頭前以偽裝的鎮定，敘說討薪之難，其中的辛酸意味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