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執法才能促進城市文明

廣泛的社會調查，甚至是先行的局部試點，都是保證罰額科學適當的路徑。總之，罰額要定之有據，定之有理，還要行之有效。

亂丟垃圾罰200元，隨地吐痰罰200元，未清理路邊寵物糞便罰500元，禁煙場所抽煙罰500元，在非指定場所放置、傾倒、焚燒垃圾罰5000元，損壞、拆除環境衛生設施罰1萬元……這些內容紛繁的罰則都出自8月28日首次送審的《深圳特區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據悉，對市民文明行為規范進行立法在全國尚屬首次。

“草案”在立法上是否屬于“首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制定出一部良法，且這部良法又能得到有效的遵行。從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看，無非停駐在“何種行為該罰、罰的尺度如何掌握以及由誰來罰”上，這同時也是輿論爭議的焦點。

像亂丟垃圾這樣的不文明行為該不該罰？有人說，文明不是罰出來的。也有人說，國人素質良莠不齊，不好套用同一個執罰標準。這些批評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細分析，卻并不構成對執罰的否定。倡導和懲罰在目的上都指向“促進”。倡導更多歸屬于道德層面，是典型的自律；懲罰則更多屬于法治層面，是典型的他律。自律是基礎，他律可為保障。對文明的倡導和對不文明的懲罰并不是“兩者選一”的單選題，而是本就應并行不悖的一體兩面。

至于素質問題，看似“國情”如此，其實也不然。很多國人在國內恣意違法違規，到了國外就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的素質在到達國外的瞬間就得到了大幅提升，而是因為制度環境、執法環境使然。由此反思，國人所缺的其實并非道德，而是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執法構成的人文環境。在此意義上，深圳的立法實踐是有積極意義的。

至于罰的尺度如何掌握，確實是考驗立法技術的一大難題。定的罰額太低，對違法者沒有觸動，反會激勵違法者的恣意和驕縱。定的罰額太高，又有違促進文明的本旨，還很可能在執行中滑向“執罰經濟”。200元好，還是500元好，這不是紙上談兵能夠確定的。廣泛的社會調查，甚至是先行的局部試點，都是保證罰額科學適當的路徑。總之，罰額要定之有據，定之有理，還要行之有效。

此項立法的最難點，恐怕就是“誰來罰”。執罰權不大，執罰的難度較大；罰款額不多，罰款的阻力相對較多。全交由警察來執罰，相應的問題是：管得過來嗎？若交由城管來執罰，又有另一個問題：城管的素質靠譜嗎？名為“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只有文明執法在先，方有促進文明之效。都說深圳此次立法借鑒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做法，須知，香港和新加坡對不文明行為并非只有嚴厲的執罰，還有文明執法。深圳或其他城市要學，就得學全了。

本報特約評論員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