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月票”是主觀歸罪的怪胎

8月1日，河南省淮濱縣司機楊華（化名）開著一輛“超載”的大貨車，主動去淮濱縣馬集鎮的超限檢查站辦罰款“月票”。去年開始，當地貨車司機為了少被處罰，每月月初，只要到縣城的超限站根據車型繳納5200-3300元不等的費用，就能獲得超出國家超限標準15噸的照顧，可以放心地“多拉快跑”了。（據2012年8月8日《新京報》）

尿床與睡眠有關，但不能因此就說某人尿床是由于睡覺所致。同樣道理，盡管如今貨運機動車不超載就賠錢，但車主賺錢未必就只能走超載一條道。超載的原因是復雜的，應該具體問題具體解決。而淮濱縣“治超”實行“先罰款后上路”的辦法，是罰款經濟的花樣翻新，也是主觀歸罪思維產下的怪胎。這種制度設計上的主觀臆思和假設，其危害一是導致懲罰思想，二是混淆違法行為的性質。與其說是預先非法掠奪了車主的錢財，不如說透支了政府公信力和褻瀆了法制的權威。

這里，我想再追問一句，假如車主辦理了罰款“月票”后一直沒有超載違法運輸事實的話，收費單位是否能退還預交款并支付相應的利息呢？其實，我這種想法是多余的，即使存在不超載的事實，但也不會有沒超載的記錄，別忘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執法人員面前，司機永遠是一個弱者。更何況，這種“治超”罰款方式，其本質上就是為了撈錢。

在“先罰款后上路”這個荒誕的違法處罰制度中，首先是主觀與客觀的錯位，即違背了違法責任追究中的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基本原則。對于為什么要“先罰款后上路”，淮濱縣治超辦主任曹陽說：“因為他違法了，啥時間違法，就啥時候罰。”顯然，在這位曹陽主任看來，貨運機動車普遍存在超載運輸問題，早罰晚罰一個樣，罰誰都不冤枉。因此，也就有了辦理罰款“月票”的鎪主意，而且在縣超限站內的屏幕上經常顯示未辦理“月票”的車輛名單，以示督促一律按額繳費。

在法治意義上的程序中，對司機違法責任的追究，必須同時是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即符合違法運輸主體條件的貨運機動車司機，在其故意超載賺錢的心理支配下，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的危害道路運輸安全秩序的超載行為，對道路交通安全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構成了嚴重威脅或已經造成現實的侵害。如果缺少其中主觀或者客觀任何一個方面的條件，違法就不能成立，也不能令司機承擔違法責任。就是說，司機沒超載，不能交罰款。當然，現在車主們“主動”去檢查站辦罰款“月票”，還是為了能夠少交罰款，節省幾個血汗錢，實屬被迫無奈。

可見，主觀歸罪的突出特征是把違法意思當作違法結果成立的基本條件，把人身危險性、違法動機等主觀因素，作為違法認定和責任追究的標準，至于是否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行為是否造成了社會危害的結果，行為和結果與違法動機的主觀心理狀態之間有無聯系，則不影響違法行為的確認。就像淮濱縣治超辦治超那樣，不管車輛是否超載，每月初，都得到縣城的超限站交錢，三軸車需繳納5200元，兩軸大車繳納4400元，小車繳納3300元，并且分別將各類車輛國家超限標準放寬了15噸。這哪里是在“治超”，分明就是在刺激超載運輸，最終還是想從司機身拔毛，不斷充實自己的“小金庫”。

罰款上打租，法治進死路。其實，法律制裁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通過法律制裁的手段，以實現法律制裁的具體目的、直接的社會目的和根本的社會目的。就治理貨車超載而言，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通過對超過核定載量的貨運機動車實施處罰，恢復被破壞了的道路交通運輸秩序（具體目的），進而提升道路交通參與者的安全行車意識和守法的自覺性（直接的社會目的），建立和保護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秩序（根本的社會目的）。因此，“治超”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貫徹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責任追究原則，堅決反對主歸罪和主觀主義。

“先罰款后上路”也應成為其他執法與司法實踐的借鑒，時刻警惕不再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切記：“治超”不能玩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