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月票”把超載執法做成了生意

近日，河南淮濱縣被曝光為超載罰款開“月票”。從2011年開始，貨車司機每月月初就必須到超限站交3300元至5200元不等。檢查站人員稱沒開票被抓到要扣車并罰1萬元。治超辦稱每天8000趟次的貨車路過，“如果是一趟一檢，一趟一罰，人也受不了，機器也受不了”。（8月8日《新京報》）

看起來檢查站很“體諒”超載司機，“要是趟趟抽查、趟趟罰，你們受不了”，所以干脆每個月一次把“罰款”交清，超載司機避免了“趟趟罰”麻煩，也節約了大筆的成本，而檢查站的工作人員也落得清靜，一個月大部分時間“吃著火鍋唱著歌”，只需要忙上幾天就可以把錢給罰了。

設立檢查站的目的是為了檢查所有經過的車輛是否存在超載現象，而對查檢到的超載車進行罰款的目的則是為了對超載司機起到警示作用，警示其以后不要超載。如果搞一個月票，一月只需一次性交納一筆費用，當月無論是否存在超載現象，執法者都不會再干涉，那么，對于司機來說，這無異于是一項鼓勵超載的舉措。一方面，他們需要通過繼續超載把交納的罰款掙出來，一方面他們因為不再面臨處罰而更加肆無忌憚。更惡劣的影響在于，一些原本規規矩矩的司機，也會因為這種“鼓勵”而加入到超載的隊伍中來。

罰款的目的原本是為了治理超載，而如今，罰款卻成了對超載的變相鼓勵，罰款的意義也就變了味。任何一項由政府職能部門進行的執法行為，其目的都應該是為了規范某一領域的社會秩序。如果執法行為的最終效果不是規范了某種秩序，而是對秩序造成了更嚴重的三十，那么，這種“執法行為”也就不能再稱之為“執法”。正如此一事件中的罰款月票一樣，“執法”在這里已經變成了一種交易。

在這種存在于檢查站與貨車司機之間的交易中，檢查站一方其實是在變相出售自己手中的執法權，它通過積極執法，即強制要求貨車司機購買月票并對不就范者施以重罰來維持自己建立的秩序，它又通過消極執法，即在一次性收費后放任交費的貨車超載而使貨車司機在權衡利弊之后接受其所建立的秩序。

這種由檢查站建立的新秩序，與法律正義下的正常秩序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但是，當它獲得執法者與被執法者雙重的認可與默契之后，又實現了一種特殊的平衡——貨車司機由于可以從月票與超載收益的差額中獲得收益，而默認月票的存在，執法者利用這種默認而更加有恃無恐地推行月票。這種平衡中的雙方，因為都在做著違法的事而使其結合更加緊密。也正因如此，這種情形在當地才會存在很久，而遲遲未被糾正。

把執法工作做成一門生意，除了執法者與違法者因各自利益而形成的默契外，還有監管部門的失察——誰能相信一種違法行為能夠在盡人皆知的情況下存在如此之久？更重要的是，誰來為因超載而被碾壓，壽命因而降低的高速公路負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