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導的“逆反”可以理解但嫌消極

解決大學行政化的聲音一直十分響亮。大學和社會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勇敢地站出來，用有建設性的聲音和行動推動它進步。

南開大學長江學者李衛東教授，因為對學校要求博士生必須發表論文才能畢業的制度不滿，扣留著與學生合作的論文，不予發表。此舉導致其門下多名博士生拖延良久不能畢業，以至于影響學術前途。

高校將畢業與論文掛鉤的規定，一直都有聲音表示不滿，李教授并非第一個。但是，老師覺得制度不合理，大可以停招博士生，像著名畫家陳丹青，因為不滿相關的招生、培養制度，毅然從清華大學辭職；中科大原校長朱清時院士，干脆就自己組建一所明言“不頒發文憑”的大學。既然招了博士生，又用學生的前途作為“武器”來“抗爭”，就顯得不那么厚道了。至少，從抗爭方式上講，陳丹青的做法比起李教授的行為，顯得更為積極和主動。

當然，我們不能苛責李教授太多，因為事件的源頭，正是受人詬病的博士培養制度。發達國家大學采用的極具權威性的“同行評議制度”，在我國卻必須讓位于論文數量、發表級別。何止是博士，在大學擴招的今天，大量碩士、博士、中青年教師，為了畢業、評職稱，必須發表相當數量和級別的論文。這也就造成我國論文數量全球第一，論文引用率等質量指標卻排在一百名之外的尷尬局面。錢鐘書先生說：“大抵學問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熱熱鬧鬧的論文數量，凸顯出中國學界缺乏“素心人”的事實。

以量化的論文來衡量學生乃至衡量教師的水準，亦是中國大學行政化弊端的體現。行政部門掌握著分配學術資金等重要資源的權力，需要對學術水準進行評估。這是世界通行的慣例。但是，我國的不少行政部門既缺乏對學術的尊崇之心、衡量學生和教師的能力，又不能信任同行評議等學界標準，于是采取量化的手段來進行評判。學術領域的行政體系能量無邊而又自成一體，學者無力抗衡、無從置喙。

學術界不能進行自我評判，需要服從于行政部門的命令和要求，這離陳寅恪先生所言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去太遠。不獨立自由的學術，缺乏進行自身優勝劣汰的能力。學術無尊嚴則學者無尊嚴。眾所周知，大學既是教書育人、傳承人文精神的地方，也是社會創新思想、創造性發明發現的源頭。可以說，大學的弊病，既是社會時代弊病的體現，也加劇了社會和時代的問題。這也是社會大眾關心大學問題的根源所在。

想要學術獨立，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讓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學術共同體能夠依照學術規范、科學規律來做好研究，評議同行的成果，頒發相應的學位和榮譽；行政部門則做好輔助性的工作和服務。這是最合理、最自然的狀況，卻成了當今大學的奢侈理想。

從大眾媒體到普通大學教師再到院士，解決大學行政化的聲音一直十分響亮。但是，多年來沉積的惰性，行政力量的強勢，加上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使得大學改革舉步維艱，也令每一位敢于站出來發出不同聲音的學者都顯得十分珍貴。不過，我們更推崇陳丹青的膽識和朱清時的積極進取，不敢茍同李衛東教授的消極做法。

大學和社會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勇敢地站出來，用有建設性的聲音和行動推動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