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無大學生”爭議背后的真問題

誠然，我們應該給大學更多的自主辦學空間，但很顯然，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大學來自權力的干擾太多，來自公眾的有效監督則太少。理論上說，由于效率和現實性問題，對于大學這樣的公共利益機構，納稅人由于不可能直接管理，必須進行一定的授權和讓渡。但是，在眼下“公器”屢屢被“私用”的語境下，公眾這種警覺也是可以理解的。當公權尋租越來越常見和理直氣壯，當“紅頭文件”在一些地方變得太不嚴肅，當“蘿卜招聘”層出不窮……便不能怪公眾喜歡習慣性質疑、習慣性誤讀，實在是因為一些公共利益部門屢屢辜負公眾的信任和委托，導致公眾頻頻被“誤傷”。

在這種不信任氛圍中，高校也并非全然受害者。從不分頑劣爭奪明星學生、明星客座教授，到一擲萬金辦奢華校慶，從不絕于耳的高校腐敗案，到令人大跌眼鏡的教授抄襲和“潛規則”事件……莫不暴露出一些大學膚淺、媚俗、媚權、急功近利的時代病；莫不佐證了公眾的疑慮：現在一些大學，確實呈現出“行為能力缺失”的病征。既然如此，納稅人行使更多“監護人”的職責，便是一種必需的糾錯機制。

“三代無大學生”的規定到底雷不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其背后暴露的高校與公眾的思維差異，更值得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