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香港倡導環保理念，決定減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量，開始征收塑料袋使用稅。最新調查卻發現，雖然有些類別的塑料袋使用量確實降低了，但膠袋使用總量卻上升了，塑料的消耗量隨之增加27%。這種意想不到的結果實在讓人大跌眼鏡。從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整個過程來看，很難懷疑港府支持環保的誠意。普通市民在購物時要么自帶購物袋，要么心甘情愿地花錢購買塑料袋，也表現出了對環保理念的認同。但是為什么還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是否有辦法避免呢？

與香港此次政策失敗的情況相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1989年，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發生嚴重的海上漏油事故。事后，美國沿海各州紛紛通過法律，要求石油運輸者對漏油事故承擔無限賠償責任。結果，殼牌公司為了規避這項風險，不用自己的運輸船隊，反而雇傭小型運輸公司。其他石油公司也紛紛模仿。而小型運輸船隊的油輪往往質量很差，更容易發生漏油事故；更嚴重的是，因為船隊規模小，事故一旦發生，船老大就可能棄之不管而逃逸。結果是，新法律不僅沒有遏制漏油趨勢，反而使情況惡化了。

還有一個例子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為應對嚴重的醉酒駕車問題，美國提高了對醉駕的刑罰。醉駕司機為了逃避刑罰，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紛紛逃逸，不少人在逃逸的過程中，又造成更嚴重的交通事故。因此，美國不得不加大逃逸的刑罰標準。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逃逸者面對更嚴重的懲罰，只會更加想方設法逃逸，提高了追捕的難度。更令人深思的情況是，有研究指出，死刑不僅沒有遏制惡性犯罪，反而可能因為死刑的存在，而導致連環殺人案增多，因為殺手們可能傾向于認為“橫豎都是死，不如多殺幾個”。

這些案例都說明，政策制定者僅僅依靠“好意”無法制定出有效的政策。馬克思的墓志銘上刻著一句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人類對發展方向比以往都更加堅定，對應當追求的價值也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確。但是在如何通往那些方向，如何實現這些價值的問題上，我們卻常常顯得非常笨拙。難怪哈耶克才會說：“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世界上許多最有害的行動的根源，常常不是那些惡人，而是那些品格高尚的理想主義者。 ”

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不應該為任何理想而付出任何行動。而是說，要最終實現目標，謹慎比激情更為重要。這種謹慎體現在決策過程中，除了要在決策前細致審議以外，還要對決策的結果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不因權力的傲慢性和道德的優越感而掩蓋政策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在錯誤政策上一意孤行。

在復雜社會中，不論人類的認識能力有多強，都無法制定出完美無瑕的政策，也就是說各種出乎意料的政策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聚集了全世界頂尖人才的華爾街所引發的金融風暴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個規律一方面提醒我們應當盡量減少政策干涉，另一方面則告訴我們，當干涉是必要的時候，要保持決策結果的開放性，保證制度具備及時糾錯的能力。

好制度和壞制度之間最關鍵的差別也許不在于決策過程，而在于如何對待錯誤的決策后果。正如波普爾所說：“我可能是錯的，你可能是對的，結果是我們都更加接近了真理。 ”如果某一方自稱永遠是正確的，真理也就變得遙不可及了。香港的塑料袋收稅政策確實存在問題，但這不足以證明香港的決策制度是不合理的，還要看有關決策者是否愿意坦誠且迅速地承認錯誤、修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