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辜公民被警察錯抓，遭受冤獄，是我們常看到的新聞。眼下又添一例——2008年9月，新疆某市一中學初二學生王企（化名）只因與嫌疑犯重名，被當地警方抓捕并以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2009年1月，他在少管所里遇到搶劫案主犯，冤屈終得澄清。案子雖然糾錯了，但身心和名譽受到極大傷害的王企申請恢復名譽時卻被駁回。（12月20日《中國青年報》）

這起冤案對這個少年的傷害，不僅在于荒唐的錯抓，可怕的刑訊逼供，恐怖的屈打成招，還有更折磨人的精神羞辱。王企被羈押期間，曾被迫戴鐐銬到學校現身說法，看守所管教交給王企一封懺悔信讓他在同學面前念。“我從小偷竊……”念著信里自己根本沒做過的事，王企難受得嚎啕大哭起來，這個表現卻被民警解釋成“發自內心的悔過”。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被鑒定為七級傷殘。

為什么不還少年一個清白？司法的糾錯，為什么這么遲鈍和麻木？當傷害了一個無辜的公民，尤其是一個未成年人時，公權力難道不應盡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作出彌補嗎？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曾引發輿論嘩然的佘祥林案，還有其后在各地曝出的各種版本的“佘祥林案”，云南版，河北版，最新一次是河南版的，趙作海案。雖然錯誤的司法邏輯是一樣的，錯得也非常離奇，但相比佘祥林和趙作海那樣的冤假錯案，少年王企的錯案似乎算“輕”的了。10多年冤獄出來后，佘祥林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趙作海被當作殺人犯錯關11年后，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個少年，關了200多天就放出來了，家人都還在，還有自己的未來。沒有那么沉重的冤屈，沒有震撼人心的悲慘，王企所遭受的，某種程度上恐怕只是中國社會中一起“平常”的冤案。

可是，不能因為它只是“平常”的冤案，就可以輕視和低估它對公民的傷害。越因為它是“平常”的，在現實中更多，就越考驗我們的制度，比如司法的糾錯意愿和糾錯能力。

不錯，佘祥林和趙作海確實比新疆少年王企冤多了，也慘多了。可是，在糾錯上，因為案件的轟動性和典型性，引發了舉國關注。在輿論壓力下，冤案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最徹底的糾正。就拿趙作海案來說，不僅辦錯案的公檢法相關人員受到了處理，當地各級別的官員也都到趙作海家中道歉，滿足了趙的要求，依法進行了國家賠償，給趙蓋了房子。輿論圍觀下，趙作海不僅恢復了名譽，甚至因此成名，成為了替人打官司的公民代理。

而我所擔心的是，新疆少年王企的錯案由于并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力，沒有那么多媒體圍觀，它的名譽很難像趙作海那樣得到恢復；沒有輿論施壓，當地官方在糾錯上也非常勉強。但大家想想，他還是一個尚末走上社會的少年，背負著這種羞辱和污點，今后那么長的人生之路，他將怎么走？

趙作海案后，有媒體贊揚當地官方的糾錯，可我覺得，最考驗公權糾錯能力的，并不是像在趙作海案這種媒體聚光燈下的糾錯，而是像新疆王企案這種“平凡”的冤案。媒體的關注會制造出法治的幻象，遠離媒體關注的時候，也許才是最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