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晚10點半左右，廣東東莞市虎門鎮發生一宗持刀搶劫案。一男子手持匕首搶劫過路兩名婦女，其中一名婦女懷有身孕。一旁的幾名理發店員工見狀后出手相助并追趕劫匪，其中一名與劫匪搏斗的員工阿彬（化名）被劫匪同伙刺傷。劫匪逃離后，被劫孕婦說了句“你們受傷與我無關”后，留下電話號碼離開現場。其留下的電話號碼后來被發現是空號。

便捷的網絡將近世名臣林則徐銷煙之地所發生的當代人情冷暖故事傳遍千家萬戶，各色網民議論紛紛。有的認為，道德同個人利益追求的價值取向息息相關，不必指責“理性經濟人”的趨利避害，應該批評國家的法律體系與福利制度不完善；有的則認為，抓歹徒是警察的事，阿彬的冒險就沒必要，結果吃虧；另有網民說，金項鏈搶了就搶了，不比生命更要緊，孕婦并沒有要阿彬去受傷，“你們受傷與我無關”就是實話；有的還說，不敢留名的畢竟并非只有東莞孕婦一家，何須批評？

我不屬于道德主義者，既沒有資格也不贊同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參與對東莞孕婦與其同伴的輿論攻伐，但對許多為兩位女性作辯解的論據與論點，我不敢茍同。我關注的焦點在于，當東莞孕婦留下一個虛假的電話號碼時，她不僅扭曲了自己的身份，也充當了心靈的暴徒，加重了對施恩者的傷害，玷污了未來母親的形象。這怎不令人扼腕？

不妨先分清事實評判、價值評判與因果分析等層面，該就事論事的，還得就事論事，不要把話扯開。是非與利益之間究竟誰最重要？個人固然都有選擇的權利，不可強求，但如果群體與社會都把利益置于是非與道德之上，那就是災難；即便是理性經濟人，也不應該漠視經濟倫理的叢林角色。東莞孕婦所言“你們受傷與我無關”是否成立，她們該不該留下假電話，該不該如此冷酷，才是問題的關鍵。

有的網民說，維護社會公序良俗是政府的應盡之責，見義勇為應由政府立法買單，任何制度的設計都不能建立在“六億神州盡舜堯”的道德基礎上。此類思考不無深刻之處，我的意見是，公序良俗的構建既需要法律的強制，也離不開道德與良知的軟實力，二者缺一不可。縱然言必稱歐美，國家法律體系與福利制度都并非必然催化人性的善良與真誠，更不能取代，不必為自私自利者開脫道義上的責任。

即便如今一些地方世風日下，民眾也并非都在為金錢與利益而活著。東莞孕婦即使缺乏對弱者的同情，至少也應懂得感恩，明白做人的本分。如英國作家S.勃特勒(1835～1902)所說，道德是一個人所在國家的風俗習慣，只有在吃人的國家里，吃人才合乎道德。阿彬的善行屬于比任何金項鏈都重要的社會財富，不要附和“你們受傷與我無關”之類只認金錢關系不認善行因果的謬論與謊言。在我們國家，不留真名真電話的固然不止東莞孕婦一家，但怎能成為互相求證和冷待見義勇為者的借口？一個民族在哪里發生危機，就得趕快從哪里開始拯救。

還有網民認為：“如果社會保障機制比較完善健全，保險意識深入人心，出了天災人禍有救濟途徑，藥家鑫也不會那么傻一個，把交通事故演變成殺人案。就是因為對這樣侵害事件的法律后果的不確定性認識，才導致類似孕婦不敢面對，怯于擔責，逃之夭夭的不道德事情發生。”

我不否認社會保障機制對于消解后顧之憂、穩定人心的重要性，但在我們國家，畢竟各地已經建成“見義勇為基金會”，阿彬的治療就需要包括那位孕婦在內的當事人配合立項。更何況，“美德是勇敢的，善良從來無所畏懼”（莎士比亞語）。人類畢竟是有感情、有心理追求的動物。法律可以懲治壞人，卻并非必然地造就好人。即便在并不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之下，也并非所有國人都像東莞孕婦同伴那樣冷酷地留下假電話，都像藥家鑫那樣殘忍補刀殺人。在這里，請不要離開道義來說話。“道德確實不是指導人們如何使自己幸福的教條，而是指導人們如何配享有幸福的學說。”（康德語）至于有網民以個人經歷為依據，強調在國外就不會發生這么多搶劫事件，這肯定也不能成為替東莞孕婦開脫道義責任的理由，發生搶劫的社會因素與被搶者的冷酷還是兩回事。

行文即將結束，我謹帶著對善良勇士阿彬的敬意，期待他的肉體受傷只是暫時的，他的心靈傷害也不應是長久的。我想順便對那位東莞孕婦心平氣和地說：人是由生命、才能、風度與品格構成的，華麗的衣著增添不了多少美麗，頂多只能掩飾畸形與丑陋；作為未來的媽媽，你將怎樣培育和影響自己的孩子，這恐怕比金項鏈更重要。你真的準備好了嗎？

我還想對部分竭力為東莞孕婦辯解的網民說一句：追求自身的利益未必都是自私，但忽視他人的利益，特別是忽視為保護自己而受傷者的利益，就肯定是自私，一個不能對見義勇為者懷抱敬意的國族是不堪一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