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稱“由于內部存在辦學分歧，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在內4名協助創辦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學教師，在開學前后，便已先后離開學校”。（6月18日，東方網）核心籌建團隊成員帶著失望離去，我們不免擔心：教改之路將如何走下去？如果南科大教改失敗，明天還會有誰敢續談改革？

從小升初的厚厚簡歷，到奧數競賽的火熱報名；從課外輔導班的迅速發展，到藝術特長班的人滿為患；從“一考定終身“的高考壓力，到大學教育的產業化，無數教育家堅定的認為中國教育體制到了必須變革的時刻。然而，當南科大在教改的呼聲中艱難破土，到今天的舉步維艱，再到香港科大幾位核心教師以“辦學分歧”的解釋從南科大撤退，未來還有誰來守護教改的希望？

對香港科大教授撤退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他們對教改前途的迷茫。對于南科大學子拒絕高考事件，正如他們在《要改革，不要口號 南科大籌建團隊核心人員為何退出與朱清時的合作》文章中指出“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辦法和措施來代替(或逐步解決)問題叢生的現有高考(考試和錄取)制度，而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如果教改改什么，什么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教改都沒有弄清楚并達成最終共識，那么這樣的教改只能淪為一個旗幟鮮明的口號，并表達對現狀的不滿，而最終缺乏光明的前途。

從最初社會對教改的強有力呼聲，到今天朱清時校長不得不在沒有副校長、諸多行政架構缺失的情況下事必躬親，朱清時承載的可謂是社會的集體訴求。既然教改是針對現行教育體制而言，而朱清時進退兩難的處境卻給了他成或敗的極端選擇。敗，朱清時要承擔教改失敗之責，從此教改之路更加險塞；成，朱清時可能被推到個人英雄主義的高度，而這樣體制改革必然是背離教改初衷的。憑一己之力的朱清時要將教改講明白，這個社會的重責他能夠撐多久？

而且，在高考臨近時朱清時曾說：“45個青年拿他們一生的前途來參加我們的教改實驗，現在突然叫他們去參加馬上要舉行的高考。成績好不好姑且不說，回去參加高考就是回到了體制內，實驗還有什么意義。”與其說他怕學生重回體制內，不如說他對學生成績不理想的擔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朱清時內心深處依然十分重視成績對學生能力的衡量標準，他缺乏的是摒棄以成績衡量學生能力的底氣。

我想，同樣缺乏底氣的還有無數呼喊教育改革的人，也正是他們的這種猶豫導致了今天教改的步履維艱。在美好的愿景與現實的處境面前，理想的巨人與行動的侏儒總是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從來不缺乏理論口號，而缺乏現實執行力。

事實上，現行教育體制弊端的不斷暴露與教改的必要性已經毋庸置疑。如果南科大教改失敗，教育家除了奢談新的教改之路，其它姍姍來遲的建議只可能是遺人笑柄。南科大改革不允許失敗。在最緊要的時刻，教育家與其保持難得的清醒并潔身自好般的“悄然撤退”，不若以一種熱血青年的姿態團結起來為教改做最后一搏。國家教委也何不在此時挺身而出，為教改保留好這一顆希望種子，為時代青年昭示出改革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