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國人是不憚于打赤膊的。酒館里有人喝至興起，打起赤膊，吆五喝六，是常見的一景。《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寫道：“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下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由此演化出一個“赤膊上陣”的成語。西方電影中，施瓦辛格和史太隆一向也以赤膊示人，一身肉疙瘩讓我等體型不美者汗顏。

許褚是英雄，施瓦辛格和史太隆是藝人，打赤膊、穿短褲咋看都是一種美。現實生活中，倘在公共場合一身赤膊短褲，招搖過市，會遭人側目的。大庭廣眾之下敢于赤膊短褲需要底氣，要么有炫耀癖好，要么信奉“斯文都是狗屁”。抱定這種心態的多是市井宵小。腦子里常有莫名的一念：假設專家教授官員等斯文人群里，有人于街頭赤膊短褲光腳丫，情何以堪？形似的一景我沒看到，這是幸運；意似的情景卻呼之欲出，這當然是不幸。

近日有報道說，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尹曉冰副教授，自曝開價值50多萬元的寶馬車去上課，手機號碼有七八個，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尹副教授與同行交流時“善意”提醒：大學教師全心投入教學是一種毀滅。這番話是在一個全國性研討會上說的，想必講壇上的“尹老板”正襟危坐，領帶皮鞋派頭十足，咋看也不乏與身份相符的儒雅。如今吐出這通異端言論，咋看都像街頭打赤膊，穿短褲，露肚臍，光腳丫之流，似喝醉酒的暴發戶，抑或贏了一把的賭徒。

商業精英一般不會自我否認，財大就是氣粗，裝孫子也沒用。知識精英更多的是自我否認精英身份，矯情地說自己也是弱勢群體。較之那些整天裝得像勞苦大眾，嘴上談良知，私下悶聲大發財的知識精英，扒光了外衣的尹副教授無遮無掩，倒是有些真性情。前不久教導學生“40歲時沒有4000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的北師大教授董藩，面對輿論抨擊改口說是“寫著玩兒”的，還擔心事件被弄成高考題目，多少有所顧忌的。我寧可相信尹副教授站出來說此系“酒后胡言，不必當真”，免得心中僅存的那點師德尊嚴被擊得粉碎。

開著寶馬車去上課，做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自稱用在教學上的精力只占1/3，倒是應了一句話——“教授越來越像商人”，猥瑣且充滿銅臭氣。這還不夠，尹副教授認為那些全心做教學的同行，是在“毀滅自己，照亮別人”。“傳道授業”在“師者”眼中形同“毀滅”之舉，這無論如何是一件讓人不寒而栗的事。武大原校長劉道玉曾說，大學是從事高深學問研究的地方，絕對需要象牙塔精神，要安貧樂道和耐得住寂寞。從這個意義上說，做知識分子跟做和尚類似。做和尚要受戒，做知識分子也要受戒，而這種戒不是別人逼你受的，自己一旦選擇了它，就不能犯戒。哪能剃了光頭，點了香疤，又出去喝酒吃肉呢？

尹副教授聲稱“不討好學生”，想要討好什么呢？目前稍有獨立人格的學者，沒有誰以擔任獨立董事為榮的。為了能一年白拿10多萬，完全按照以銷定產的原則，老板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只要老板揚著大把的票子一聲呼哨，就有人搖尾爭搶資本分發的狗食。學者賣論求財，非要從狗洞子里爬進爬出不可，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人們也懶得理會這類學術奴才，可有人偏偏要向公眾炫耀和叫板，比如尹副教授，那架勢分明是倚著寶馬香車高喊：“有本事你們也去掙大錢，把咱替代掉”。除了頂著一副教授頭銜，那做派與光膀子穿個大褲衩劃地盤、搶碼頭的混混何異？

不論怎么說，尹副教授都是可以歸為知識精英一類的人。知識精英承擔著社會教化使命，發揮著價值范導功能，參與對于意識形態的注解和宣傳，向學生灌輸社會理想。他們往往確立價值尺度和審美趣味的標準。輿論空間的拓展，是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知識精英得益于這種進步，更應成為公共話語平臺公序良俗的維護者。講臺上的尹副教授們，言行舉止勢必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如果弟子們暈頭轉向跟著“師傅”狂熱鼓噪，衍生開去，這將是何等的悲哀。

知識精英的土壤是系統信任，如果你要做精英，就要遵守這個系統的規則。就尹副教授而言，你要選擇繼續當“和尚”，就請收起赤膊短褲的裝扮，規規矩矩穿上“袈裟”，哪怕“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個鐘還是要撞的。倘若受不了清規戒律耐不住寂寞，也別當犯戒出格的和尚，因為清規戒律無法容忍“花和尚”，那么干脆去商界混跡。至于在商業的花花世界要不要繼續赤膊短褲，那是自己的事了。眼下大學不雖能成為“精神圣地”，最起碼應該是“精神高地”，在引人仰望的高地上赤膊短褲，胡言亂語，斯文掃地則比市井宵小還要等而下的。（肖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