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印象中，迄今為止，我國有且只有一項基本國策，就是計劃生育政策。但是，隨著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數據的發布，呼吁放棄這項基本國策的聲音也開始增多。有部分人相信，我國已經開始出現低生育率問題，需要允許一個家庭生育兩個或多個孩子，以避免所謂“未富先老”，化解因為人口出生率降低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

直觀上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0-14歲人口為2.22億，占總人口的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個百分點。這或許可以被認為是我們即將告別“人口紅利”的標志。但是，要將我國人口開始進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階段，當作了不得的大事，乃至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聯系起來，以為必須用放開計劃生育政策的辦法加以解決，是過于片面的。

究其原因，在于持此論者只看到了人口增加的好處，沒有看到資源和環境約束；只看到了傳統增長方式面臨困難，沒有看到轉變增長方式的迫切；只看到了人口減少可能“未富先老”，沒有看到人口增加可能帶來更大的災難。

首先，我國從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那天開始，就是在為以往嚴重的錯誤糾偏。因此，斷斷不能在糾偏剛顯現成果的時候，就突然放棄減少人口總量的既定方向，否則，將可能招致人口的報復性反彈，乃至遺患無窮。現如今，我國人口總量是不是過多，是不是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國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這幾乎是任何具備常識的人都會看得非常明白的問題。僅僅因為人口出生率下降可能導致青壯年勞動力減少，可能給企業用工、獨生子女贍養老人帶來一些難題，便要求放棄控制人口的既定國策，全不顧已經高度脆弱的環境約束和資源約束，這不僅短視，而且根本不負責任。

其次，低生育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需要客觀冷靜地對待。經濟學理論認為，越是發達的國家，收入越高，生育率卻往往越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同時，農村的生育率往往高于城市。這被稱為收入效應。這背后的秘密在于，每個孩子的單位養育成本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在提高——愈在乎“產品質量”，愈不敢“粗制濫造”。最終，質素較高的家庭選擇不生或者少生，而東躲西藏、遍地生娃的則往往疏于對下一代的教育與培養。試問，那些要求放開計劃生育的人是否想到，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能否匹配？

第三，增加勞動人口、解決“雙獨子女”贍養難題有多種辦法，指望多生孩子來解決問題是過于簡單化的思維。以美國為例，在自然生育之外，該國相對寬容的移民法使得了美國人口不會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樣萎縮。這至少表明，依靠勞務輸入等策略，可以幫助緩解老齡化問題。至于宏觀層面的社保虧空，以及微觀層面的家庭贍養困境，這大部分該由政府承擔和協助解決。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