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養老，還讓不讓人活下去？他們還要不要養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獨生子女，兩邊都有老人，甚至老人的上面還有老人，‘常回家看看’不累死才怪。

成年兒女“常回家看看”是否應該規定為對父母的法律義務，近日引起國人的熱議。

僅僅從法律的可強制執行屬性觀察，“常回家看看”就不能規定為法律義務。兒女對年邁父母的道德義務包括經濟上的供養、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慰藉三個方面，其中經濟上的供養可直接強制執行，生活上的照顧義務可雇人照顧后轉換為經濟上的開支強制執行（直接強制執行將剝奪子女的人身自由，相當于債務奴隸制，為現代文明國家所不取）。但是“常回家看看”屬于精神上的慰藉，即使不顧子女人身自由強制執行，也根本不可能使其父母獲得幸福的感受。

精神上的慰藉并非只有通過兒女“常回家看看”才能獲得。兒女健康地活著本身就使父母獲得了精神上的慰藉——生命的延續感。如果兒女家庭幸福、事業有成，父母獲得的精神慰藉就更多。另外成年兒女既要工作又要撫養自己的孩子，年邁的父母顯然閑暇要多得多，他們如果想感受一下天倫之樂，完全可以自己去看望兒孫，大可不必要求兒女去看望他們，除非父母已年邁到沒有行動能力，而在這種情況下父母真正需要的顯然是生活上的照顧。

如果跟父母對未成年兒女的法律義務做一對比，“常回家看看”不應規定為法律義務就更清楚了。未成年人屬于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一個父母都在身邊的溫馨的家庭對于孩子的健康成長，其必要性遠高于兒女“常回家看看”對于年邁父母；但法律依然不能強迫父母常回家看看未成年孩子——幾千萬“留守兒童”的存在就是明證。法律能做到的，其實只是禁止虐待和遺棄，父母出錢委托他人照顧自己的孩子一年回一次家并不違法，盡管這樣做不值得提倡。

進一步思考我們會發現，雖然“養老”和“育幼”經常被相提并論，但兩者還是有著顯著區別的。

第一，生兒育女是父母自主選擇的結果，不出意外的話一個孩子的生活費用也是可以大體預測的，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尤其是可預測后果的行為負責是天經地義的。兒童福利再好也不能好到給爸爸、媽媽發工資，否則爸爸、媽媽就變成政府雇用的保姆了，這是對人倫的顛覆。但是年邁父母的存在與成年兒女的意志無關，那是爺爺奶奶決定的。而且老年人生病概率比兒童高得多，養老時間的長短也難以預測，這使得養老問題以商業保險或社會保障方式解決更穩妥。

第二，未成年子女不可能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費用，老年人有可能通過自己年輕時的勤勞和節儉全部或部分解決自己的養老費用。

第三，成年兒女當然有供養老人的道德義務，但是兒女拒不履行義務也未必沒有老人自己的過錯。“三歲看老”，父母當年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我看不是溺愛慣壞了孩子，就是因為虐待傷了孩子的心，或者是自己就不孝敬自己的父母被兒女學樣了。老無所養從家庭角度看，一定程度上是自作自受。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就我所知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都已實現養老社會化，免除了兒女供養年邁父母的法律義務。

養老社會化有強制儲蓄的作用，可以避免勞動人口由于懶惰、浪費或賭博、吸毒等惡習而花光養老之資，導致老無所養。但是能夠儲蓄的其實只是貨幣，甚至連貨幣都被財政赤字消耗掉了。

與這些養老儲蓄貨幣相對應的實物還是只能靠年輕一代勞動人口生產；在現代財富體系中占比越來越高的“服務”更是只能即時提供，一天也不能儲存。社會養老仍然是間接的養兒（女）防老，一個人自己可以不靠兒女，但整個社會仍然必須有足夠的勞動人口。正是因為有勞動人口交養老保險，老年人才能獲得具有購買力的退休金，否則退休金只是廢紙。那些因為有退休金而沾沾自喜開口閉口“不靠兒女”的父母其實是愚妄的。

因此今日父母在農村的勞動人口實際上重復承擔了養老費用，他們一方面通過交養老保險來給城市老人發退休金，另一方面又得從剩余工資中拿錢贍養自己在農村的父母。可見我國婚姻法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不但違反自己責任原則，而且違反公平原則。

勞動人口既然繳納了養老保險，政府就應該承擔供養他們年邁父母的責任。而這種狀況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我們60后、70后出生的人的父母生養孩子較多，養老負擔總體上不重。如果我們的父母都按照馬寅初的學說只生兩個孩子，60后、70后出生人口將減少一半多，中國人口老化的程度早已超過日本！

這種雙重養老的重擔再也不能由下一代勞動人口繼續承擔了。我國現在只有1.67億老人，但是再過25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而那時的勞動人口則比現在少得多。目前9個勞動力交養老保險給1個人發退休金的局面將被不足2個人交養老保險給1個人發退休金的局面所取代。

（作者系知名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