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最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

由此可見，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就必須追究刑事責任，而不關乎所謂的“情節惡劣”與否之類的前提條件。

然據《京華時報》2011年5月10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表示，各級法院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的構成條件，5月1日后，各地公安機關已陸續查獲了一批醉酒駕駛犯罪嫌疑人，很快將起訴到人民法院。而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穩妥，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要與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銜接。也就是說，雖然刑法修正案（八）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要追究刑事責任，卻沒有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的前提條件，但根據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的原則，危害社會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對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要注意與行政處罰的銜接，防止本可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處罰的行為，直接訴至法院追究刑事責任。

上述說法，出自最高人民法院主要負責人之口，而系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公開表示，顯然是既權威又嚴肅。

誠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理應被尊重，“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穩妥”，可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經明確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即醉駕者必須要承擔刑事責任，那么何來“回旋余地”呢？

至于“情節輕重”、“情節惡劣”之類的法律條文之表述，其本身就是不穩妥的，而“情節輕重”、“情節惡劣”之類的事實上誰也難以界定。對于同一個案子，不同的法官可能就“情節輕重”、“情節惡劣”等做出不同的界定，甚至同一個法官，也無法準確把握何為“情節輕”、何為“情節重”、何為“情節惡劣”。換言之，判斷“情節輕重”、“情節惡劣”等的主觀隨意性極強。因此，所謂的情節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成為“漏洞”，甚至成為司法腐敗之源。

是的，確定“危險駕駛罪”，或者說把醉駕等之類的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但現實是，“危險駕駛罪”已經寫進中國法律，而醉駕也已經被法律所認可。

另外，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能有效地打擊醉駕等社會危險性往往非常大的現實問題，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就醉駕等單列一條，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就沒有必要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五）之中專門列出“危險駕駛罪”這一罪名了。

其實，正因為立法者認為就中國目前的現實而言，有必要就醉駕等惡劣行為以危險駕駛罪“伺候著”為佳，而且從保障整個中國社會安危的角度出發，事實的確如此。

再者，拘役期限的1個月以上到6個月以下之規定，本身隨意性就很強了，而在現有環境下，司法懲處力度很可能被人為地弱化。也就是說，對于一個本就不嚴厲的懲處，還可能存在因為所謂的“情節”問題而減輕懲罰。

退一萬步講，即使有的醉駕者等被處以“危險駕駛罪”——承擔刑事責任的確有點“冤”，那也應該認罪服法，因為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規定是：“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即法條沒有規定“情節”如何如何的。這事實上是中國立法的一種進步，即操作性很強，而沒有了諸如“情節輕重”、“情節惡劣”之類的“漏洞”、“司法腐敗之源”。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對醉駕者不追究刑事責任，其實就是褻瀆中國法律。（文/羅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