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最高法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表示：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的構成條件。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

要求嚴格把握醉酒駕駛的入罪標準，反映了公眾對醉酒駕駛這種嚴重威脅公共安全行為的痛恨，也反映了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駕行為入罪的合理性，反映了公眾法治意識的普遍提高。這無疑令人欣喜、值得贊許。

但是，我們也必須依法理性地認識醉駕的入罪標準問題。從法律看，我國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其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是有關犯罪認定標準的一般規定。在理解和把握刑法分則規定的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條件時，都必須受這個總則條款規定的制約和指導。

醉酒駕駛本身的情形是復雜的，不正視其中的差別，簡單地搞“一視同仁”，不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懲罰較少數，教育、挽救大多數的方針。例如，有的醉駕者之前就受過行政處罰，有的醉駕者則一貫表現良好；有的自己主動狂飲、事后又堅持“親自”駕車，有的則是在他人“力勸”下醉酒、事后因故未找到代駕而駕車；有的是在車流仍然密集的時空醉駕，有的則是在人車已經稀少的深夜醉駕；有的已造成車輛追尾等事故，有的則尚未肇事；有的到案后仍毫無悔意，有的則是追悔莫及，等等。可見，同樣的醉駕，不同的情形，對公共安全的威脅以及所反映出的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有很大的差別，一律以犯罪論處，也不符合我們一貫堅持的刑事政策方針。

懲處醉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懲處醉駕的根本目的，是要警醒醉駕者，防止其再次違法犯罪，同時教育其他社會公眾要自覺守法。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為，依法不認為是犯罪，通過行政處罰加以制裁，同樣也可以達到預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有助于避免動用刑罰所可能帶來的“交叉感染”、行為人再進入社會困難等“副作用”。對于醉駕，通過行政處罰措施和刑事責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