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90年代,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不僅極大增加了物流成本,還造成民怨沸騰。因此,從1994年起,國家開始對公路三亂不斷進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河南一個維權司機卻告訴我們,現在公路三亂仍然非常嚴重,全國每年的公路罰款可能高達4000億元,(新京報)
從理論上來看,基于規范行車行為的公路罰款當然無原罪可言。但問題是,當必要的行政處罰成為物流成本畸高的重要導手,當源源不斷的罰款金流向成謎,并增肥為過往車輛不可承受之重時,至少在罰款手段和程序上,公正的質問與追查應該成為必要。
從輿論反饋來看,糾結于公路罰款之上的宣泄顯然都指向一個“亂”字。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如此公路三亂雖說整治達17個年頭,但呈現的現實依然不堪,甚至是有倒退惡化之勢。一如每個亂象之因,公路三亂顯然也是典型的權力失范與監管失態化學反應下的壞癥。
罰款金額如菜市場上的交易,可以討價還價;罰款名目無法定規章,執法隨意性大;執法主體不明,私人執法現象嚴重。此可歸為目前公路三亂的具體表象。但無論是“罰款不開票可以打折”,還是“抓誰逮誰”的雁過拔毛,“掘金”的目的想必是“路人皆知”。可以想見,利欲狂狷的背后,是建立在權力尋租之上的“財路共謀”。
對于一些地方政府來說,這種明顯背離《行政處罰法》的亂收行為,已經徹底走向部門創收的權力視野。致使基層執法,政府分攤,成為橫行在各條公路上的權力路障,讓廣大司機只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甘心認宰。更為悲哀的是,憑借權力壯膽的亂收行為所締造的“潛規則”,刺激的不僅是“執法”人員的金錢沖動,也讓過路司機無奈誠服于這套詭異的惡性體系之下,使交錢就可違章成為一種默認的共識。于是,所謂交通法規、道路安全都被金錢上的交罰所麻痹,長此以往,法治不彰,安全無保,走向“越罰款越違法”的惡性循環,最終偏離行政處罰的良善初衷。
經過多年的發酵,可以說,遏制公路三亂之害已經不存在認識上的不足。《人民日報》就曾連發七篇讀者來信,揭我國公路收費象。但治亂之路依然困境重重,其最核心的困因,莫過于既得利益部門過于龐大,獲利之豐造成積重難返之勢。基于此,如果僅僅寄希望于地方上的“全身而退”,恐怕只能淪為一廂情愿的空想,那么,一場從體制上根治亂象的除障風暴,應勢在必行。
當然,強力糾偏必然是一場牽涉甚廣的復雜工程,要取得實效,就必然繞不開這樣的焦點追訴:所繳獲的行政款項數額幾何,流向何去?亂罰濫收背后,有著怎樣的權錢魅影?又是誰讓公路罰款變成了失控的收費站?這些答案,不能再在風中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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