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同江西宜黃被拆遷戶自焚的一幕，前日再現湖南株洲。4月22日上午，58歲被拆遷戶汪家正站在自家樓頂點燃身體自焚。（南方都市報4月24日）

面對不公和憤怒，布衣平民只剩下自我傷害甚至自焚來抵抗，這是何等的悲憤和無奈。

而就在自焚前，挖掘機已將沉重的大爪伸向拆遷房，周圍早就安排好了執法人員、消防員和醫護人員，似乎一切都在等待自焚開始。這更像一場公開的較量，就看屋頂上的汪家正敢不敢真的自焚。當生命被以這樣的較量推上絕望和死路時，到底是怎樣一種行政的強大力量彌漫于社會。

“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這是戰國策《唐雎不辱使命》中秦王對唐睢說的話。意思是老百姓表達憤怒的方式不過是脫下帽子，光著腳，用頭撞地而已。當時秦王想得到安陵君的封地，想用方圓五百里的土地換取方圓五十里，安陵君認為是祖業，不干，并派唐雎出使秦國。

秦王的話語中飽含藐視，個體的抵抗不過如此，不足掛齒。而這一思路卻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拆遷官員和執法人員腦中，以自認為無比正當和宏大的發展，換取個體的權利，還要將個體因權利被踐踏而起的憤怒踩在腳下。株洲征地拆遷指揮部甚至網上公開回應：“這部分人當中有的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到處散布謠言，浮夸事實真相，制造各種矛盾，干擾破壞征地拆遷工作。”用辭上無不顯得極度正義，因為依靠的是權力和政府。

對于“布衣之怒”，一些地方政府很容易采取暴力方式解決，阻止他們表達憤怒的權利。而災難往往就產生于這一解決問題的方式中。當個體的憤怒得不到舒緩，一旦這種憤怒被激發后，就很容易釀成悲劇性爆發，這就是唐睢所說的“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比如，2008年的楊佳襲警案，還有近年來接二連三發生的拆遷自焚。這樣的憤怒，如果得不到有效地緩解，更容易形成群體性聚集和爆發，那更是我們不愿看到的結果。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給“布衣”們喘氣的空間，如何化解這種積聚的社會心理能量。權力，是最好最重要的鑰匙，如何克制自身的惡，以實現社會的公正。

就在株洲的汪家正保不住自家房子的時候，上周，香港一名66歲的老太卻逼停了港珠澳大橋。汪家正按3000一平米補償，也不過180萬，而逼停大橋后造價或增5億。這之間的差距并不是金錢的數目，而是解決問題的思路和途徑。

我們一直倡導公眾要采取合法的方式積極維權，但通過合法的方式能否真正維護權利才是真問題。一個香港老太，并不比其他人的法律知識多，而是社會確保了法律面前真正的人人平等，不管訴訟和被訴訟方是政府還是富豪，是名人還是平民。在法律的框架內，“布衣”的憤怒有了表達的空間，有了緩解的通道，這樣才能形成良性循環，而不至于悲劇性爆發。正如香港老太的代表律師黃鶴鳴所說：“基層市民可以通過制度挑戰政府決定，從而避免了居民上街抗爭爆發更嚴重的沖突。”

這句話，值得株洲征地拆遷指揮部多想想，更值得所有習慣以強拆掃平地方經濟發展障礙的地方政府想想。新的拆遷條例廢除了行政強拆，而代之以司法強拆，但顯然，株洲的這起自焚表明，條例的這一變化似乎更多地只像是個文字游戲，在地方政府眼中，強拆的實質并沒有任何變化。法律和條例被弱化到這樣的地步，“布衣”的憤怒自然只剩下悲壯地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