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北京人牛玉強在1984年“嚴打”時，因“搶帽子”等行為被以流氓罪判處死緩。牛玉強在新疆石河子監獄服刑時，兩次減刑，刑期至2008年2月13日。新疆建設兵團監獄管理方稱，牛玉強保外就醫逾期11年，其余刑時間將順延至2020年2月21日。牛玉強被稱為“最后流氓”。（2月22日《新京報》）

因“搶帽子”等行為被以流氓罪判處死緩，這樣的判決以現代法律的標準來衡量，無論怎樣都有著“輕罪重判”之嫌。對“搶帽子”的判決究竟該有多重，當今的法律條款有著明文規定，如果以搶劫罪判處，按案件中的所搶物品的貴重來量刑，恐怕最多也只能“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但本案的關鍵之處在于，判決時間為1984年，當事人牛玉強正好撞在我國第一次“嚴打”的“槍口”上，按照監獄管理方稱，保外就醫逾期也將計算在刑期內，“最后流氓”也許還得在牢獄中度過近十年的時光。

“流氓罪”作為1979年頒布的中國刑法第160條規定的一種罪行，按當時的司法解釋為，流氓罪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具有很大腐蝕性和擴散性，屬于刑法重點打擊范圍。“搶帽子”在當時被定性為流氓罪，再加上正趕上國內第一次“嚴打”，牛玉強被判死緩也無可厚非。但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流氓罪”被刪除，按理說法律條款修改，相應的罪名及量刑標準也應該適時進行評估或調整，否則堅持以“舊法”執行到底，顯然有違法律的公平原則。盡管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則講究罪刑初定，但在新的形勢下，根據新刑法定罪量刑顯然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倘若“新法”出臺后“舊法”仍然行使其權利，“新法”的權威性何在？這顯然也違背了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黨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我們黨堅持先進性和增強創造力的決定性因素。”黨的思想路線要求“與時俱進”，法律作為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自然也需要“與時俱進”，唯如此，才能真正體現法律的尊嚴和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