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牛玉強在1984年 “嚴打”時，因“搶帽子”等行為被以“流氓罪”判處死緩，后服刑期改至2008年。1990年，牛玉強保外就醫(yī)，2004年4月被收監(jiān)。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監(jiān)獄管理局表示，牛玉強保外就醫(yī)逾期近12年未歸，其刑期順延至2020年。牛玉強的委托律師周澤向農八師監(jiān)獄局發(fā)函，建議將牛玉強逾期時間計入刑期。 2月21日，周澤收到對方回函，表示堅持順延刑期。周澤再次致函新疆監(jiān)獄部門，申請重新裁處延刑期決定。（《新京報》2月22日）

“流氓罪”不見了，但是“流氓罪犯”居然還在監(jiān)獄中呆著，現實上演了一場真實的黑色幽默。而且，這事經過律師的幾番努力，媒體的多次曝光，仍然無果。

牛玉強之所以被重新投入監(jiān)獄，是因為監(jiān)獄認為他在保外就醫(yī)到期后超時未歸。問題在于，監(jiān)獄方面雖然采取了網上追逃、發(fā)函協(xié)查、發(fā)通知等行為，然而，在長達12年時間里，他們卻從來沒有到牛玉強監(jiān)外執(zhí)行所在地調查了解情況，監(jiān)獄方面在沒有及時將牛玉強收監(jiān)方面存在過錯。對于并無多少法律知識、每月堅持向當地派出所匯報自己的思想及活動的牛玉強來說，他根本無從知道自己保外就醫(yī)是否到期，以及到期后該怎么辦。國家機關怎么能將自己的失誤強加于一個認真接受改造的罪犯呢？

對“最后的流氓犯”進行收監(jiān)，也不符合普通人心目中的正義觀。正如我們所知，所謂“流氓罪”早在1997年修正《刑法》時已經取消了。在1997年前犯有“流氓罪”的人，如果在1997年后審判，只要沒有犯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行為，按照刑法中“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就不再認為是犯罪，法院也不會判處其刑罰。換句話說，牛玉強若在1997年以后審判，可能就判無罪。

如果對此還有疑問，不妨讓我們都走進美國學者羅爾斯布置的“無知之幕”。在“無知之幕”中，羅爾斯把大家聚集到一個幕布下，假設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幕布后將扮演什么社會角色，然后針對某個角色，讓大家討論應該如何對待他，無論是市長還是清潔工。在“無知之幕”中，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牛玉強這樣的“最后的流氓犯”，相信沒有人會讓他繼續(xù)坐牢，因為打擊他對社會已無意義，反而對他本人造成額外的懲罰。

人們只習慣于在審判中體現矯正正義，卻忘記了在刑罰執(zhí)行中，罪犯也應當得到矯正正義。恰恰我們的法律制度中也有這種執(zhí)行中矯正正義的工具——特赦制度。周澤律師曾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法律建議書，建議對牛玉強予以特赦。特赦牛玉強不僅對個案進行了矯正，讓“最后的流氓犯”得到正義的救贖；而且更有利于激活這一沉睡已久的制度，讓刑罰執(zhí)行中的不正義都能普遍得到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