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農民工自身的“升級”走在了東部產業升級的前面。應該說，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新一代的農民工無論在年齡、知識結構，還是價值觀等方面已經完全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這個群體的特點是文化層次比較高，相當一部分從小跟著父輩在城市的邊緣地帶生存，身上既有父輩留下的痕跡，更有徹底擺脫父輩們艱難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很顯然，這是一個身份與思想割裂的主體，他們以農民的軀殼，懷揣著城市人的夢想，對于他們而言，生活的意義不是在一個生存環境惡劣的企業里謀求養家糊口。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生存能力和勞動技能甚至比部分大學生都要強。對他們而言，就業已經是一個多項選擇題：在企業薪酬很低、工作環境很差的情況下，他們會主動有意識地做出其他選擇。

就此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民工荒”事實上成為倒逼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的最有希望的自發性力量。其實，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發展模式的轉型，本質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在時下利益博弈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政府的強制性政策能夠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成效不會太大。而只有這種自發的、結構性的變遷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利益格局的重整。除此之外，西部通過這幾年的追趕，通過復制東部的發展方式，使得東部在農民工爭奪方面有了競爭者。這種競爭的倒逼，將使得東部要么放棄目前的發展模式，要么徹底被西部超越。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前幾年對勞動法和農民工工資的瘋狂叫囂，就是例證。

當然，中國的農民工“升級”還有很大空間，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排名里，中國的勞動技能僅排在第59位，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原因是我們缺乏一個高端產業工人的供應結構。一個正常的產業發展的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是一個紡錘形，也就是說高級技工占35%，中級的占50%，低級的占15%。但我們現在最大最底層的部分是非技術人才，在技術人才中，45%是中級的，低級的也是40%左右，剩下的才是很少一部分的高級技工。這意味著中國的農民工在經過觀念和身份的升級之后，立即將進入產業技能的升級，而這種升級本身將成為最終逼迫中國產業升級的力量，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這種變化。

東西部對農民工的爭奪會更加猛烈，這是肯定要寫入中國經濟史的里程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