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順義法院最新公布的調研數據顯示，今年1至10月，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總數的39%，較去年同期增加60.7%。這個數字也印證了北京市多家法院的信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趨勢。法院給出的主因之一是，新生代農民工“不甘貧困，不愿吃苦”。（12月23日《北京晨報》）

法院方面的分析自然是基于大量的事實，有其合理性在內。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對這樣的分析暗含的一個潛臺詞是：農民工，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他們父輩的農民工，都應該是吃苦耐勞、默默勞作的一群，這是他們于城市而言的價值所在。而“不甘貧困，不愿吃苦”無異于一個群體的品質滑坡。

說新生代農民工“不甘貧困，不愿吃苦”，若挑刺的話，這說法仍舊是一種歧視。難道要新生代農民工繼續他們父兄輩的城市經歷嗎：將青春和健康奉獻給了工廠里的流水線、城市里的建筑工地，而將被透支的身體和時常拖欠的微薄工資帶回農村。如此父子循環，城市需要的就是這樣甘于貧困、肯于吃苦的“農二代”嗎？

這種思維也許是無意識的，但未嘗不是危險的。老一代農民工的辛勤勞作，是城市迅速發展的成功因素之一。城市化的下一輪發展，如果試圖延續這樣的慣性，勢必壓制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權益和向上奮斗的正當訴求，換來的將是愈發上升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率。

說新生代農民工“不甘貧困”，但他們為什么要甘于貧困？城市的生機在于流動和創造，有向上的機遇符合每一個農民工和每一座城市的自身發展利益。

只有正視新生代農民工“不甘貧困”的合理訴求，我們才能談得上打通他們向上的渠道，才能引導他們用合法正當的手段擺脫貧困。做到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數量才有可能減少。 蔡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