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獲悉，2010年最高法院共受理各類信訪舉報35763件，其中網絡舉報24428件，占受理信訪舉報總數的68.3%。為了進一步完善對舉報線索的受理核查機制，最高法院在2009年開通舉報網站的基礎上，2010年又積極督促各高級法院全部開通舉報網站，并實現與最高法院舉報網站的聯網對接。（2月7日《京華時報》）

2010年最高法院共受理各類信訪舉報35763件，網絡舉報占受理信訪舉報總數的68.3%。在我看來，這個數據讓人喜憂參半。這除了說明最高法院重視網絡舉報以外，另一個原因在于，常規舉報渠道不夠暢通。各地高級法院相繼開通舉報網站，與最高法院舉報網站聯網對接。有利于拓寬百姓舉報渠道，分流最高法院舉報網站的壓力。筆者期待，最高法院繼續完善信訪舉報渠道，及時公正辦理網絡信訪舉報案件，激活公眾舉報熱情。

當百姓的利益遭到損害，對腐敗現象不滿時，他們希望有人傾聽，有人回應，希望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百姓到相關部門舉報貪腐官員存在時間長、耗費精力、易遭受打擊報復的問題。而網絡舉報沒有政府機關高樓大廈的威嚴與恐懼感，具有快捷方便的優點。所以，網絡平臺是百姓舉報違法犯罪行為的一條重要渠道。

但是，公眾的舉報熱情到底有多大呢？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貪污賄賂具有相當大的隱蔽性，掌握確切貪污犯罪線索的知情人多是業內人士，甚至與被舉報者是上下級關系或者同事關系。舉報身邊的貪腐分子需要承受相當大的風險與壓力。如果不是利益分配不均導致“窩里斗”，或者窩案曝光，舉報人基于自身利益考慮一般不會輕易對自己所在部門揭短。

何況，舉報人壞了犯罪分子的好事，他們一旦知道舉報人的真實身份，很可能按圖索驥，報復舉報人。而且，一個貪官即使倒掉，其影響力未必就此消除。舉報人遭遇其同伙報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事實上，由于對舉報人缺乏必要的保護，舉報人遭受打擊報復的教訓比比皆是。遼寧鞍山市國稅局職工李文娟因舉報當地國稅局遭到拘留與勞動教養；阜陽“白宮”案舉報人李國福在見律師前的幾小時，莫名死在監獄醫院。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最高檢察院材料也顯示，在那些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的舉報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最高法院盡管沒有公布舉報者遭受打擊報復的數據，但是，從近七成舉報人選擇網絡舉報的現實來看，舉報遭受打擊報復的比例不會很低。

由于對舉報人缺乏必要的保護，舉報人遭受打擊報復的事件一再上演。筆者在對舉報人表達敬意，肯定最高法院拓寬網絡舉報通道的同時，也為舉報人的命運感到擔憂。因此，無論是從打擊犯罪分子，還是從消除舉報人顧慮的角度講，保護舉報人的切身利益與拓寬網絡舉報渠道同等重要。如果舉報人的生存權利與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即使百姓都懷有一顆正義的心，大多數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們根本不具備舉報違法犯罪的勇氣與膽量。

因此，我認為，最高法院不僅要開拓網絡舉報渠道，而且要保護舉報人的積極性，確保舉報人安全。在舉報人舉報之初，就應該評估舉報風險等級，及時啟動舉報人保護程序，不能等到舉報人受到威脅以后再談保護。在這方面，美國的證人保護制度值得借鑒。美國的證人保護項目是美國檢控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證人保護的執行辦公室叫做馬歇爾辦公室，相關事實被馬歇爾辦公室確認后，被保護的人立即進入新的住地，被保護的人可以得到工作機會、合理住房、平均6萬美元的經濟支助、變化了的證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身份資料、心理醫生和社會工作者幫助，對高危人群實行24小時保護。等等。在這樣嚴密的保護制度下，美國公民才愿意出庭作證，大膽舉報犯罪問題。如果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相關部門在重視網絡舉報渠道的同時，切實保護舉報人利益，將消除舉報人的后顧之憂，大大激活民間舉報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