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傷式維權的苦痛與現實，拷問著有關部門如何對待權利，也考驗著我們這個社會究竟給予權利訴求怎樣的出口，為權利救濟作出怎樣的安排。根本之途，還是回到理性與法治的軌道上來。

日前北京一物流公司的6名職工，因收入微薄、生計艱難，長期向公司反映問題未果，在一次協商中突然集體服毒倒地，被送往醫院治療。此前，一名59歲的山西老漢，因5歲孫子服用感冒藥后吐血身亡，多次投訴無門，自盡于縣政府大院保安宿舍內。

這些消息，令人心情沉重，尤其是維權者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奮力一搏，不覺想起另一個使人無奈的詞——自傷式維權。近年來，從張海超“開胸驗肺”到遭遇“釣魚執法”的孫中界斷指自證，從一些農民工通過跳樓等方式討薪到強拆事件中的自焚，這些極端的主張權利和維護權利的方式，使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反思權利遭遇的困境，思考權利救濟的出路。

如果說自傷式維權是一個社會“杯具”，那么擊碎它的，至少有這么兩個因素。首先是救濟渠道的堵塞。看這些維權者，或求告無門，或久呼不應，或訴而無效，正常的維權渠道一一關閉，或者像咒語失效的阿里巴巴之門一樣麻木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