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伍皓們要努力過“文化關”》

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先生，是一位很早就覺悟到“灌輸式宣傳已不適應新形勢”、主動“試水”新媒體的“個性化高官”。然而，這位“70后”新銳高官連日來從微博到主流媒體，頻頻走麥城。

首先，他的微博言論 “每一起拆遷維權的圍觀和聲援，實際上都是在鼓勵更多的對抗，這又必然會制造更多的鮮血和悲劇”，遭到媒體人士批評；繼后，他宣告要起訴批評者招致網友和輿論一邊倒的抨擊；現在，他宣布放棄起訴，卻又因聲稱“食人之祿，事人以忠”兩句話被輿論揪著不依不饒。

伍皓系北大中文系畢業，曾在新華社做記者16年，據說現在又被云南大學特聘為兼職教授和文科研究生導師，國學知識應當不會太差。但是，他所謂“食人之祿，事人以忠”的說法，卻不見經傳。檢索《四庫全書》電子文庫，只有“食人之祿”，決無“事人以忠”，更不用說兩句聯用了。“食人之祿”，早期出現在學界疑為偽書的《孔叢子》和《孔子家語》等典籍，前者言“言不當于主人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之深也。”后者言“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宋代李光《讀易詳說》說：“食人之祿，則懷人之憂；衣人之衣，則思人之患；豈竊位素餐以飽其身、肥其家而已。此又圣人致其戒慎之意也。”

古人這些話，基本意是指自己在其位(食人之祿)，就要謀其政，不能玩忽職守(尸位素餐)。在這些話中，并沒有談到“事人以忠”。為什么不談“事人以忠”呢？古人的意思很白，“食祿”只需要“盡職”，而無關于“忠”與否。伍皓先生不僅獨創了“事人以忠”這個前無古人的說法，而且將之與“食人之祿”連用為“食人之祿，事人以忠”。這不僅僭越了古人原意，而且表現出比古人更用心于“忠上”的“陰影”。這就難怪伍皓先生要招致公眾和媒體的“不依不饒”了。這是伍皓先生吃了古代文化不過關的虧。

除伍皓先生之外，近來我們頻頻看到擁有局長、廳長、縣長、市長等職務的高級公務員在應對媒體和輿論時開口就錯、屢屢陷入被輿論質詢和抨擊的困境中，表現出對新媒體文化的嚴重“不適癥”。日前的“雙起局長”、“索命縣長”和“羊羔體詩人書記”，都是典型案例。為什么呢？這不僅因為在新媒體時代，公務員不得不面對“灌輸式宣傳已不適應新形勢”的文化環境，因此在表達方式上要轉型——由“灌輸”到“交流”；還因為“新形勢”對公務員的文化素質、思想視野、胸襟氣度提出了更高的，即更加文明、民主、平等和理性的要求。概括講，“新形勢”要求公務員具有更高的文化修養。

我們看到，就學歷、學位而言，現在公務員各層次都在水漲船高地往上走，甚至于此前中國人大校長紀寶成先生稱“最大的博士群體在官場”；與此同時，“官員詩人”、“官員藝術家”也成風氣昌盛之勢。但是，從近來見諸媒體的諸多現象又讓我們遺憾地看到，高官高學位不等于高文化，附庸風雅更不等于真修養。中國傳統文化對高官的文化修養和精神品格是有極高要求的，要求其要畢其一生學習涵養人生境界，要培養從容寬宏的“圣人氣象”。也許，我們的諸多公務員在文化涵養上沒有下足工夫，所以面對“新形勢”，總是缺少應有的胸襟氣度，稍不小心就如伍先生一樣氣短口拙，張嘴就惹禍。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易傳》)然而，“君子言行”之“慎”，不是拘謹約束，而是要從文化的深厚涵養中來，文化功夫做到家了，就能有高境界、大氣象，就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因此，若真做“新形勢”下稱職的文明公務員，伍皓先生們須得努力過“文化關”。

(作者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