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方面是利益。

《通知》強調，“對于包庇、縱容危害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活動的腐敗分子，以及在食品安全監管和查處危害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活動中收受賄賂、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枉法、不履行法定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擾，加大查處力度，依法從重處罰。”

按照“中國式閱讀理解”，可以讀出，現在“收受賄賂、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枉法、不履行法定職責”已成為值得一提的障礙了。

這點很容易理解，當食品行業以萬億元為單位、單體企業常常規模以百億元計時，許多名頭很響的食品加工企業并沒有太拿得出手的競爭力，而對于低水平的競爭來說，與公權力嫁接是控制成本的最有利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因素合成在一起的效果是，《通知》對食品相關企業的震懾力是有的，這也很有可能促使它們加大非生產經營上的開支——也許有些人會稱之為賄賂，但對于食品安全狀況的改善效果卻很難講。也許會殺個把人，但更多的人可以借助“產生×××的原因有很多”這一強有力的句式中安全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