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泗縣近千年的釋迦古寺，因開發地產遭到破壞，原址通過競價拍賣，成當地“地王”。如今，古寺早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設的商品房。這對于被文化部授予的“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的泗縣，這無疑是莫大的諷刺。（見2010年8月17日《新京報》）對這類令人痛心的“毀遺”行為，確實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了。

泗縣釋迦寺被毀并非孤例，近年來全國多地多次發生過“毀遺”事件。2009年底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全國有超過3萬處登記在冊的文物消失，其中不乏類似釋迦寺這樣的不可移動文物。諸如，江蘇省鎮江市主城區雙井路區域，一個有3000多戶居民的棚戶區，被該市作為民生工程，由市城投集團進行改造，開發建設“如意江南”樓盤。在施工中，發現地下存在13座宋元時期的糧倉。盡管已入圍“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但由于大規模施工大部分遺存已經被破壞；浙江省寧波市東錢湖有千年歷史的“浙東第一古街”韓嶺古街（又叫韓嶺市），已被拆光用于商品房開發；云南大理古城墻，因建設高速公路，被部分破壞；在湖北鄂州，始建于東晉時期的文物保護單位城隍廟，同樣面臨被開發商拆除的命運，當地百姓甚至組建了“護廟隊”……

各地所以會頻頻發生“毀遺”事件，關鍵是地方政府文物保護意識淡薄。一些地方政府囿于經營城市的思維理念，令一切為房地產開發讓路，就連歷史遺址也不放過。在這種強勢下，《文物保護法》形同虛設，文物保護部門難以實施有效監管。例如，已被拆除的泗縣釋迦寺，保護重建需報安徽省批準，但泗縣僅以政府一紙會議紀要就決定了其命運，文化部門曾責令開發商停工，會上也堅持原址保護，均無濟于事。“毀遺”事件頻發，也與文物保護部門失責有關。有的地方文物保護部門對破壞文物行為，開始尚能干預，一旦收到錢也就噤聲了。某地一位交通局書記對記者說：“文物部門不就是要錢嘛！要我們出考古發掘的費用，談不攏就下達停工通知，現在我們已經把錢打給他們了，所以他們也就不說什么了。”各地 “毀遺”事件頻發，還在于行政問責乏力。2008年，韓國第一號國寶崇禮門（又稱“南大門”）被火魔吞噬，韓國文化遺產廳廳長俞弘浚為此引咎辭職。但時至今日，我國各地盡管歷史文物頻遭破壞，但卻沒有一位政府官員被問責。國家的《文物保護法》中，雖然有追究法律責任的條款，但對象均為文物行政部門、文物收藏單位、文物商店、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工程建設施工企業和公民個人，以及失職的相關執法部門，還未涉及到因拍板決策開發建設項目導致文物遭到破壞的政府官員。看來，我國在保護文物的法律法規和加大對官員責任追究力度上，也須“與國際接軌”了。

我國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歷史文物是珍貴的文化遺產。加強文物保護管理，對于提高民族自尊心，進行歷史研究和創造民族新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對時下一些地方一邊“申遺”、爭名人故里開發，一邊在工程建設中隨意“毀遺”的現象，必須引起各級政府暨文物保護部門的高度重視，并須采取有力措施，強化管理和問責，不能讓“毀遺”行為繼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