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媒體報道浙江義烏市200多名擁有農村戶口的公務員，被市紀檢委、市委組織部等部門要求從農村遷出戶口、辦理農轉非、退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

許多農民朋友眼巴巴地希望獲得農轉非資格，而人人艷羨的公務員居然主動下鄉，這當然不是因為義烏公務員道德水準特別高，主要是義烏的土地溢價高到讓公務員眼紅的地步。

在浙江、蘇南等地，城鄉差別不大，市場經濟發展自然形成城鄉一體化，不存在對農民的身份歧視。相反，農民的資產性收入卻遠遠大于市民。據義烏市紀檢委副書記胡愛芬介紹，如果本人戶口在農村，舊村改造能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可以蓋起4層半的房子，這中間有巨大收益：一方面，宅基地可以參與流轉，當地市場價每平方米都超過2萬元；另一方面，蓋起的房子可以利用地處義烏小商品城附近的區位優勢，開展物流運輸、物業租賃等業務，每月可以獲得比許多城市居民還要高的收入。沒有農村戶口，沒有宅基地，數百萬元可以兌現的財產性收入將不翼而飛。

不僅義烏，發達地區許多公務員都希望擁有公務員與農民的雙重身份，既有參與制訂政策的權利，也能獲得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溢價。義烏上百名公務員不僅做了，還差點成功了。

與浙江相隔千里的重慶，則上演了農民進城的喜劇。7月28日，重慶召開全市戶籍改革工作會議，宣布正式啟動全市的戶籍改革。按照《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意見》，今明兩年，重慶將有338.8萬農村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到2020年，實現累計1000萬農民將轉戶進城，約占現有農村人口的一半。

千萬農民進城，魄力不小，任何經濟問題，光有魄力是不夠的，還得有轉型的物質與制度基礎。重慶要實現城鄉居民身份的平穩轉變，靠理想主義喊兩句好，沒用。

此次重慶改革的核心是盤活土地，具體表現為地票交易。在交易所購得地票者，就能夠納入自己的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增加等量城鎮建設用地；而農民與集體通過地票交易獲得安置成本。

重慶地票的本質是，提前兌現土地收益，獲得改革成本。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長、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總裁董建國介紹說，如果是農民宅基地復墾的，農民可得到三項收益：農民的房屋及其構附著物按當地征地拆遷補償標準進行補償；按復墾區縣100平方米鄉鎮房屋市場價的20%給予農民購房補助；復墾增加的耕地仍由該農戶承包耕種。如果是集體經濟組織的“地票”(比如鄉村公用設施或鄉鎮企業廢棄的建設用地)，則按照鄉鎮國有土地出讓金標準給予所有權補償，主要用于村民的社會保障；在“地票”收益中還將撥付給復墾區縣一筆耕地保護基金或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專項基金。此外，“地票”落戶區縣還將獲得約占“地票”交易總額10%左右的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用于改善當地農村發展條件。看看，所有的成本支出都來源于土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