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記者備受羞辱。除了權力部門一如既往地，動輒跨省追捕、“網絡通緝”之外，社會名流也不吝口德，對記者挖苦謾罵。地產大亨禹晉永被質疑造假和欺詐，召開新聞發布會辟謠，竟宣稱“我要關門打狗，就要先把狗放進屋來，所以今天很多媒體都來了”。“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的弟子毆打記者之后，他又親自上陣破口大罵，“北京電視臺是個齷齪的單位”，“記者不如妓女”。著名導演馮小剛辱罵記者成了習慣，不久前宣傳新作《唐山大地震》，被問到不愉快的問題時，稱記者“沒人性”。

我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粗鄙的社會，但是這些公權力的擁有者，經濟、文化領域的強勢者，在大庭廣眾之下說話如此沒有教養，仍然讓我感到驚訝。捷克作家哈維爾等人曾倡導“對話八原則”，得到廣泛的認可，其中兩條就是“不作人身攻擊”、“不要堅持錯誤不改”。這兩點在我們這里都反過來了，成為官員和名流們的制勝寶典。禹晉永大言不慚地說，“誠信不需要用語言來表達，更不要是用行動來做的”，而是“心中的那份(無論對錯的)堅持”。

不過，在這幾個例子中，他們都是針對記者發飆，言語中表達了對于媒體的蔑視。有單純而敬業的媒體朋友問我，到底該怎樣看待記者的工作？于是我想，媒體人士在憤怒還擊的同時，也不妨借機反躬自問：為什么媒體人得不到起碼的尊重？除了權勢者的囂張之外，還有沒有自身的原因？在一些被爭相傳誦的正直、勇敢而又專業的優秀記者身后，整個媒體的生態到底如何？

從現代社會的結構來看，媒體起著支柱性的作用，在西方被稱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它主要扮演三種角色：一是信息提供者，方便民眾生活，同時辨識真假，探究真理；二是權力監督者，通過滿足民眾的知情權來防止權力的濫用；三是自由意見平臺，讓不同的觀點都能得到表達。第二個角色的任務，很容易使記者成為挑戰權力的英雄。因此，記者頭上一向擁有無數耀眼的光芒。很多媒體人都記得普利策說的這番話：“倘若一個國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更著名的贊揚來自美國總統杰斐遜，他說：“是要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很多中國媒體人都用這些話來鞭策自己，但是在反復吟誦之后，有時也會發生誤會，以為自己就是普利策和杰斐遜描繪的那種角色了。事實上，按照這樣的要求，西方媒體也沒有完全做到位，甚至在新媒體時代還有倒退的傾向。中國媒體在近二三十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始有了獨立和專業的意識，但是同時受困于權力和市場，幾乎還沒有走上正道，就開始貪戀歪門邪道了。

頭戴“地產大亨”的帽子，禹晉永應該不差錢。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這么多錢沒有用，……花不了這么多錢，要這么多錢干什么？”但是他知道錢對媒體的重要性，“打垮你的財政你就知道厲害了。當5000萬元落到你的頭上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高額索賠的確是一種恐嚇辦法。不過我想告訴他，真正的地產大亨是不會這樣做的，沒有這個必要。只要跟管事的官員打個招呼，媒體就會“生不如死”；或者給媒體投點廣告，媒體就會選擇“死不如生”。

我想起上個月在成都參加“中歐社會論壇”，媒體人士討論起記者拿紅包的現象。紅包在媒體業內非常普遍，甚至成為很多記者的主要收入來源。展江教授等媒體研究者對此非常痛恨，因為沒有人會相信，記者受人錢財，還會堅持獨立立場———即便能夠堅持，這也是一種不義的行為。一些媒體從業者卻很不耐煩，他們抱怨說幾乎每次參加這樣的會議，都會討論這個注定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有人指出，幾乎每個報社廣告客戶的保護名單，記者即便不拿紅包也未必能夠正常寫稿，報社有什么底氣要求記者拒收紅包？即便強行規定，那也不是什么正義的力量。

在場的西方記者插不上話，因為他們對此難以理解。有人好不容易想起來，好萊塢公司有時會請歐洲娛記去參加看片會什么的，該不該讓人家出機票引起過一些爭論。但是無論采訪哪個行業，每次寫稿之前直接從采訪對象那里拿點錢，這超出他們的想象。

法國《世界報》前主編阿蘭·弗蘭尚(A lainFrachon)先生介紹說，他在擔任主編期間，為了避免人情干擾，盡量避免和政要吃飯，盡管這些飯局大多是以友情的名義，未必有具體的要求。我不得不誠實地說，中國的大多數主編，無論大報小報，如果能夠得到政要的宴請，不僅不敢拒絕，而且定然深感榮幸，還會寫進宣傳手冊，甚至會在報紙上發表消息來炫耀。

前不久有一位日本媒體研究者來中國，我陪同她對一些媒體人士進行了訪談。她的研究題目是中國媒體的職業化轉型，大多媒體人士都認為這是一個安全的話題，樂意和她交流。結果略感意外的是，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基本上都是媒體和政府的關系。原來，在她看來，職業化轉型的提前是媒體的獨立。而很多媒體人士理解的是，職業化就是采訪編輯和經營管理上技術含量再高一點。難怪郭德綱對于參與捧紅他的北京電視臺不屑一顧地說，大家都是彼此利用，誰也別裝。有些媒體人士勸他要講江湖義氣，知恩圖報。我不認為這種道理可以讓媒體獲得尊嚴。

馮小剛在回答年輕的記者提問時，時常以“小妹妹”稱呼之。他用這種稱謂來表達不滿：你們太年輕了，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們都是屁小孩，不懂得禮貌。這里面含有年輕歧視和性別歧視，但是也對記者的專業素養提出了質疑。他之所以敢罵記者，除了自身修養之外，是因為他也了解這些記者的行止，知道媒體沒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他的電影中的植入廣告，也許還要從媒體的軟文廣告得到靈感呢。

一些記者挑戰權力或者金錢，勇敢地為公眾提供真相，的確令人佩服，值得敬重。但是，很多時候我都會感到悲哀，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一個記者的分內之事。媒體行業作為一個整體，受人羞辱未必有多么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