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都市房租貴、菜價高，物價漸漲，不少人頂著“白領”光環，過著“月光”（工資月內花光）生活。為更好地生存，為幸福感加分，做兼職賺外快頗為流行，“阿魯族”迅速繁衍。“阿魯族”是“賺外快一族”的正名，“阿魯”二字源于日文外來語（讀成arubaito），是指打工、兼差、賺外快的人，它如今代表一種為追求幸福生活而做兼職的生存選擇。

“阿魯族”，這是一個新名詞。是新名詞，就會有新含義；有新含義，也就會能反映新的社會價值與生存現狀。大學生就不了業，在城市成了“蟻族”；大學里有人開跑車，有人替人跑腿，比如說打飯、購物，這叫做“跑腿族”；過年該回老家了，結果事業不成功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就選擇了當“恐歸族”……如上諸族，其實都展現了社會生存魔方的一個側面。正是因為每個側面里都有種種經濟難題，社會人不得不選擇做了這族那族。

面對這個新出現的“阿魯族”，我們又該以什么樣的姿態來審視呢？首先得說，這是年輕人試圖改變生存現狀的開始，“年輕人需要拼搏，城市白領需要一股干勁兒”——這話出自“阿魯族”口中，顯而易見，這話帶有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但同時，誰又能否認，這還有幾分無奈與落魄。問題就來了，人生的積極向上態度會改變生活中的無奈與落魄嗎？

這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年代。在居高不下的房價語境里，似乎一家兩口或四口都拿出周末及晚上的時間來當“阿魯族”，也不會在幾年內解決房子的問題；在“豆你玩”、“蒜你狠”、“姜一軍”為代表的食用品價格表里，相信即便是當了“阿魯族”，我們也只能減少食用綠豆、大蒜和姜的次數；在電價、水價、油價、門票價“逢調必漲”的價格機制面前，當了“阿魯族”，也很少有可能自己花錢去游玩一些所謂的大好河山……

再者，“努力得來的幸福”，永遠是一個悖論。當我們拼命地賺錢來養家糊口的時候，當我們用不停的努力賺外快企圖抵消物價飛漲的時候，當我們身兼數職只為給家人帶來一份旅游計劃的時候，實事上，我們已經離平凡的幸福、平凡的健康、原汁原味的愛情與親情，漸行漸遠了。不是說我們沒有用現實的努力去改變現實，而是在現實的努力中，我們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時間、看電視的時間、給孩子輔導作業的時間……

重要的問題在于，“阿魯族”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永遠不是幸福與體面的真正定義，更不可能用在這種洪流中把握住命運的主動權——到最后，“阿魯族”很可能就會像房奴、車奴、卡奴一樣，成為“阿魯奴”。從這個角度講，“阿魯族”不是抵御通貨膨脹的主動因素，而是一個被動結局——“阿魯族”的好處說到天外去，也只能會在新一輪的漲價與通脹風波中，被沖擊得無影無蹤。

社會需要的不是“阿魯族”之類的這族那族，以及這族那族背后的個人英雄情結，而是需要真真正正的低通脹、低房價、合理消費，以及一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內心貧乏和感到自己無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義舍不得放下。”薩特如是說。需要明確，愜意的生存空間里，沒有希望成為“阿魯族”，抑或是“阿魯奴”。王傳濤（山東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