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漢大學聯合完成的“湖北省‘蟻族’調研報告”日前出爐。報告顯示，武漢“江蟻”數量為3萬—6萬人，近半數“江蟻”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蟻”出身“窮二代”。

“蟻族”一詞說的不是螞蟻，而是用來代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也就是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鄉結合部的大學生。湖北這次調研的官方背景惹人關注，其中至少透露出一個信息，“蟻族”正在從社會話題進入正式的官方議題之中。

“蟻族”話題一經提出，就引發了各種維度的熱烈討論。有人從教育的視角入手，認為“蟻族”現象是高等院校過度擴招所帶來的不良后果，“蟻族”的就業困難在一定程度上也與高等教育的質量直接相關。有人從房價暴漲遠遠超出民眾承受能力的現實說起，認為“蟻族”在城鄉結合部的群體性聚集事實上就是房價過高的明證，樓市泡沫擊碎了這些80后關于幸福和未來的夢想。當然，也有人通過分析主觀心理，對“蟻族”過度迷戀大城市的現象提出批評，建議他們丟掉幻想逃離“北上廣”，到西部到基層去實現人生價值。

應當說，廣泛的社會關注和深入的民間討論對于剖析“蟻族”現象是有益的。但是，“蟻族”現象如果僅僅停留在社會話題層面，顯然是不夠的。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就認為，目前媒體對“蟻族”現象缺乏基本的社會學分析，“現在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基本信息都來自一些報道，并沒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礎上。”其實，對于“蟻族”現象的關注，也不單單是媒體的職責。《蟻族》一書的作者廉思認為，這些聚居在城鄉結合部的大學生和螞蟻有共通的特點，都是“弱小的強者”，如果長期不被關注，很可能引發諸多社會問題。

正因為如此，有關“蟻族”的討論有必要從社會話題層面上升為官方議題。社會和政府不僅需要掌握關于“蟻族”的詳細統計數據和真實生存狀態，而且應當由此提出避免引發社會問題的應對策略，給生活在城市底層的“蟻族”以必要的制度關懷。出臺政府政策的前提，是政府組織的相關調查。今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安排部分城市調研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有關情況，湖北的這次調研正是其中之一。

從調查所得到的數據來看，81.8%的畢業生家庭經濟狀況一般，將近半數的人需要家庭給予生活補貼，50.7%的人沒有參加社會保險，58.7%的人沒有參加過任何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蟻族”生活之難，所言不虛。這次調查也發現了“窮二代”背后的“代際壁壘”問題。負責這次專題調查的武漢大學教授黎民以自己所帶的研究生就業為例，指出“凡到銀行就業成功的，幾乎都是父母或親戚在銀行的，或是父母與金融系統高管有一定關聯的。”這表明，社會在開放性增加的同時，其階層封閉性和固化趨勢在加強。

這一來自官方報告的研究結論，實際上也是對某些觀點的糾偏。大學畢業生寧愿在大城市充當“蟻族”，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對大城市的公平競爭環境有所希冀，以為讓他們返回家鄉就能解決“蟻族”問題，反倒顯得過于幼稚和淺薄。據說有一首名叫《蟻族》的歌，曾經唱哭了前來調研的政協委員。這首歌里唱道：“我們雖然沒有什么，可是我們依然有堅強，依然還在幻想，依然有力量……”他們的奮斗需要理解，更需要政府方面關于就業、關于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一份來自官方的調研報告，或許預示著一個嶄新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