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人才中心和武漢大學聯合完成的“湖北省‘蟻族’調研報告”25日出爐。報告顯示，武漢“江蟻”數量為3萬—6萬人，近半數“江蟻”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蟻”出身“窮二代”。（5月26日《長江日報》）

這是一個令人憂慮的信息。所謂“蟻族”，是指那些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聚居在城市的大學生，即“低收入的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比喻他們是像螞蟻那樣的弱小者。這樣的“弱小者”八成出身“窮二代”，向我們透露了多種信息。

這說明，“蟻族”的出現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可能和家庭的背景有關。那么會和家庭的什么背景有關呢？和家庭遺傳有關嗎？恐怕這樣的看法，不僅社會學者會反對，生理遺傳學者也會反對。你是不可能找到這樣的遺傳信息證據的。只可能和家庭的社會地位有關。“窮生窮，富生富，官員的兒子當干部”，果真如此，難道不是社會的悲哀嗎？

這也說明，我們的社會缺乏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機制，還是一個“拼爹的時代”。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黎民說，“以自己帶的研究生就業為例，凡到銀行就業成功的，幾乎都是父母或親戚在銀行的，或是父母與金融系統高管有—定關聯的。”這不是很能夠說明問題嗎？而且，這樣的現象還在進一步發展鞏固，家庭因素對個人在社會中成功的影響越來越突出。“蟻族”不是“窮二代”又能是誰呢？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窮二代”看不見未來的希望，他們怎么可能對社會、對未來充滿熱情和激情呢？“蟻族”們勢必會積累不滿，因為他們之所以成為“蟻族”，并不是自己的錯，而是“家庭不好”和社會不公造成的。不公正的社會現實告訴他們，即使自己再優秀、再努力，也很難有獲取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思想積累，不可能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

八成“蟻族”出身“窮二代”，本身已經證明，“蟻族”的出現是一種不正常的社會現象，我們不能僅僅看成是單純的市場現象。這樣的現象，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雖然我們所確定的社會發展目標，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走這樣的道路是需要作出很大努力的。如果連八成“蟻族”出身“窮二代”這樣的社會問題也不去重視，不認真研究改善辦法，積極主動營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只能是空中樓閣。

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許多地方都有待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一些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已經成為影響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急需建立合理、透明、便于監督的社會秩序。只有建立一個程序正義的社會秩序，我們的社會才能夠真正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