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人們也曾擔心大城市養活不了那么多“閑人”，喊出“我們都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口號，鼓勵年輕人去農村“大有作為”，結果卻是讓城市喪失了發展所必需的人力血脈，而農村也無法消化這些“知識青年”。前車之鑒，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誠如一些人所言，對于在北上廣艱難謀生的人和企業而言，一些體制上的缺陷讓他們感到謀生之艱難。但正如許多企業和個人在解釋“為何難也要留下”時所坦言的，這種體制性、結構性的缺陷其實到處都有，而內地、小城市和農村這些開放程度較差的地方，體制問題只會比大城市更多、更難解決。

縱觀當今世界，城市化是大勢所趨，而城市化的模式則多種多樣，既有如德國魯爾區那樣以小城鎮為主、沒有中心大都市的，也有如法國那樣，讓巴黎成為超級都市，以致每5個法國人就有兩個住在大巴黎的，各種模式間本無高下之分。如果有關方面認為，發展小城鎮，使人口分布相對均衡，是中國城市化的理想發展道路，希望多一些“逃離”北上廣、開拓小城鎮的年輕人才，那就應該從體制上、政策上和環境上鼓勵更多企業、學校、服務機構等吸引年輕人留守的單位先行“逃離”，讓內地、小城鎮和農村的機遇和北上廣相比更均衡。

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使年輕人暫時“逃離”了，過不多久，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會跑回。當年的“回城潮”，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對北上廣高額生活成本的擔心，這固然是合理的，但也無需過度解讀。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大中城市民工潮初涌時，就曾有進城民工因負擔不起吃、住等費用，孩子無處讀書，繼而造成結構性“民工荒”的問題。今天已經過時、甚至有些“不人道”的措施，如集中食宿、民工子弟小學等，當初卻是用工單位和有關方面為吸引民工、“拴心留人”而想出來的“錦囊妙計”。北上廣集聚了眾多的用人單位，人才需求量是巨大的，一旦“長安居，大不易”，導致大量人才“逃離”，這些單位將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最終，整個城市也會因“人才空洞化”而喪失活力，而這將迫使用人單位和有關部門像當年解決“第一次民工荒”那樣，從政策上、待遇上想方設法，給年輕人以更多留下來的條件和理由。

北上廣對于許多年輕人而言，是又可愛又可恨的地方，選擇留守，成本的確高昂，壓力固然不小，但真的“逃離”，恐怕同樣是艱難的選擇。說到底，選擇的主動權并非掌握在年輕人手中。有關方面如何能從政策上、資源上有的放矢，讓選擇留下的更踏實，選擇“逃離”的更坦然，或者干脆說，讓年輕人真正可以放下包袱，擺脫顧慮，選擇“逃離”或“不逃離”，是一份不容易完成卻必須完成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