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在如何啟動學術調查程序等問題上，國內學界仿佛是兩眼一抹黑，搞不清楚該怎么操作。至于具體到以哪些學術規范來界定抄襲，目前來看更是亂成一團麻，眾說紛紜。實際上，在這方面并非缺乏國際經驗可供借鑒，只不過國際通行的學術規范一到了國內似乎都不管用了。也因如此，同樣是涉嫌抄襲事件，相關機構是否介入調查根本不是依賴于一整套的學術規范體系，而看上去更像是在撞大運——不僅要看這家學術機構的心情如何，還要看涉嫌當事人有沒有這種覺悟！

學術監督如此隨意，如何規范學術活動，談何懲治學術不端？大家都在喊打假，人人都表示要捍衛學術的尊嚴，說到底卻連最基本的學術共同規則都沒有，或者說有了相關規則也無法受到普遍的尊重，這大概是這兩起涉嫌抄襲事件暴露出來的最大問題，也可能是最大的笑料。沒有共同規則，還談什么學術共同體？所以，通過這兩樁涉嫌抄襲事件，人們不僅有必要盯住當事人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還應當意識到，構建一整套學術規范和監督機制尤為重要。

從根本上來講，許多人之所以關心“汪暉事件”、“朱學勤事件”，也不是想看這些“學術大佬”出丑、鬧笑話，而是關注當下學術風氣以及學術規范等問題。

所幸，人們寄望于汪暉而他沒能做到的事情，朱學勤做到了。樂觀地看，隨著相應學術調查程序的啟動和運作，此前仍存在爭議的若干問題可望得到澄清，相關學術規范和監督機制也可能因此獲得進一步完善，從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