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日起，《侵權責任法》將正式實施。這部法律涉及產品缺陷、交通事故、醫療損害、環境污染、網絡侵權、動物致人損害等內容，與每一個公民息息相關，首次從法律上明確“精神損害賠償”，規定“同命同價”，都是其亮點，尤其是“懲罰性賠償”原則的樹立，更將對社會生活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所謂懲罰性賠償，又稱示范性賠償或報復性賠償，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懲罰性賠償是加重賠償的一種原則，目的是在針對被告過去故意的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進行彌補之外，對被告進行處罰以防止其將來重犯，同時也達到警醒他人的目的。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本來不算新鮮事物。1994年開始實施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即首次引入了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但這一制度在社會實踐中并沒有起到很好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者”定義不明確，所界定的“商品”范圍狹窄，懲罰性賠償適用范圍容易造成不同理解，使這一法律的司法實踐始終不能盡如人意。以致長期以來，人們對患者是不是消費者、職業打假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這些本來很簡單的問題都爭議不休，從而給消費者的權益保障蒙上了陰影。

懲罰性賠償原則事實上難以確立，其消極影響不容忽視。近幾年來，一系列重大產品質量事件中，受害者的悲慘處境觸目驚心，侵權者的膽大妄為更讓每一個有良知的人坐立不安，不得不逼使公眾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拿什么對受害者進行有效救濟？又依靠什么來遏制侵權者的勃勃私欲？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及其他一些因素，過去針對侵權行為的起訴，司法機關一般僅支持補償性賠償，這樣做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侵權者違法的成本過低，無法對侵權行為形成震懾。

現在，《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第59條又規定，“因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患者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的，醫療機構賠償后，有權向負有責任的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追償。”一望即知，相比已稍顯陳舊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的范圍大于“商品”，“被侵權人”的范圍大于含混不清的“消費者”，公民一旦被侵權，其尋求補償的渠道更加清晰，方式更為簡易，也就是說公民得到法律救濟的機會空前提高了。

從懲罰性賠償原則在《侵權責任法》中的確立，我們還可以看出法律觀念的某種變化。過去，懲罰性賠償原則之所以長期置于爭論的漩渦中，就因為人們一度認為，侵權行為的受害者固然需要同情，但也應該盡力避免其“不當得利”。人們更由此認定，如果法律給受害者帶來了高于損失的利益，那么將很難防止別有用心者去刻意追求高額賠償。這樣一種法律觀念，其謬誤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被侵權行為傷害的人，其損失往往不是用金錢能夠衡量的。誰敢肯定，對那些因三鹿奶粉和不合格疫苗而改變生活的家庭，給予多少賠償就夠得上“等額”的標準？其次，從立法的角度去防范所謂“別有用心者”，唯恐其鉆了法律的空子，這多少還拖著法律道德化的影子。法律只是對社會生活的一種規范，至于這種規范會給人們的道德境界帶來什么變化，并不是其需要考慮的內容；最后，不對明知故犯的侵權者實施懲罰性賠償，將無助于實現《侵權責任法》的基本功能，即補償、懲處和預防。如今，《侵權責任法》沖破爭議，納入懲罰性賠償條款，其顯示的進步意義又豈止在立法技術一端呢？

當然，對亟待《侵權責任法》保護的公民來說，有了懲罰性賠償的條款還不等于萬事大吉，賠償的基數、倍數如何確定，司法實踐中具體怎樣操作等，還應該有相關“實施意見”的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