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滅制度上的歧視，才能擴大內需

最后講一下政策的討論，我一直認為，從整體來講，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因為收入不足。因為沒有長期的增加收入的預期。從政策上來講，過去我們可以靠出口解決這些問題，但現在美國碰到金融危機，這種策略已經是走到盡頭了，而且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年1月1日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中國的新年》，講西方國家包括美國今年會對中國實行貿易的限制。連克魯格曼這樣做貿易研究出名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在公開呼吁保護主義，所以中國如果不解決內需，不提高農民工收入的預期，不改變戶籍制度，跟美國沖突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為什么中、美會有沖突？美國的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在上升，中國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是在下降，這就是所謂全球經濟失衡。一個國家生產東西很多，不怎么消費，另外一個國家正好是相反的，這種狀況能夠持續多久？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真正思索一下這個問題，要從根本上消滅制度上的歧視。

提高農民工收入，我認為最佳的途徑不是通過《勞動法》去限制企業家的自由，但作為臨時性的措施，可能也是正確的。但從長期來講，應該允許勞資集體談判。另外，要農村改革，金融開放，使農民有一個選擇，可以到農村打工，也可以在本地創業。在我看來，鄉鎮企業就是本地創業很好的選擇，鄉鎮企業金融支持減少，只能去打工，這就是我對大規模農民工去打工現象的解釋。

另外，要加大公共產品的投入。現在刺激經濟的措施，有些學者和官員非常自豪地說，這次經濟刺激措施30%是跟民生有關系的，我說那你說的意思是70%是跟民生沒有關系的。在我看來，跟民生沒有關系的比例應該是0%才對。我覺得這個30%的言論特別有意思，我很難想象在其他國家的官員會講出這種話。討論問題的時候出發點太不一樣了。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黃亞生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