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老一代農民工“白天機器人，晚上木頭人”的單調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農民工更傾向于把自己定位為城市人，不準備再回農村，希望能夠像城市人一樣體面地活著。（2月24日《中國青年報》）

《中國農民工脫胎換骨：從“蛇皮袋”到“行李箱”》、《“90后”農民工：就業不心慌 打工要有尊嚴》，《新一代農民工：希望像城市人一樣體面地活著》……新一輪的“民工荒”促使媒體和公眾的目光再次聚焦社會基層的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境況亦漸為社會所感知。

先前，提及“農民工”這一概念，很多城市公民自然而然地把它與“衣衫襤褸”、“灰頭土臉”等存有“傲慢與偏見”意味的不雅之詞聯系起來。時過境遷了，農民工的后代們無論是穿著打扮抑或是行為習慣開始與城市人一樣“體面”，但他們仍然擺脫不了的是“都市候鳥”般的情結，在城市里的歸屬感和被接納程度的提高還存很大空間。盡管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被人歧視并非僅僅在于“農民工”這個稱謂，但是他們所承載的思想包袱卻大抵都源于此。在“農民工”實現更新換代和結構轉型的現實語境下，農民工概念又不得不再次擺上討論的圓桌之上。

新一代的農民工與城市普通居民在行為方式層面的“鴻溝”漸漸縮小是一個無需置辯的事實，駐足于熱鬧的現代都市街頭，僅憑穿著打扮和言行舉止已很難在幾個年輕人中甄別孰是“農民工”孰是“市民工”。他們的區別僅局限于戶籍的農業與非農，可在福利待遇、社會保障、階層地位等方面的差別卻相去甚遠。這看似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背后牽涉到的卻是公民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大問題。與城市人一樣，農民工也是國家公民，理論上他們應該享受到同等待遇，但堅硬的現實每每讓他們黯然神傷，制度性羞辱、地域性歧視等等，均成為他們融入城市的屏障。在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中，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后代只能游離、徘徊在城市的邊緣，無論二代農民工、三代農民工怎樣試圖改變都顯得有些蒼白無力，畢竟在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之下他們還很難從農民、農民工的范疇中掙脫出去。

應該承認，農民工問題的出現由來已久，想“畢其功于一役”旋即將之解決確實還存困難之處，但社會從稱謂甚至是口氣上多一份體諒和關懷，對農民工這個尷尬的群體而言都是一種慰藉。去年7月，深圳市代市長王榮認為，農民工的概念不久將消失。今年1月，重慶市代市長黃奇帆也表示，隨著機制的轉變，重慶以后將沒有“農民工”的稱呼。社會轉型進步是好事，只要不讓陣痛永遠都疼在農民工身上，從農民工轉變為新市民他們已期待良久，在他們自己輩沒能實現，不能到他們的子女輩上還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