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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官員自殺是否公布死因的爭議背后，透露出公眾對權力是否濫用的監督和對官員信息公開的渴求。

12月21日，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憲春在北京出差期間跳樓自殺；兩天后，江蘇海安縣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孫啟明在家晨練時意外墜樓身亡。一個月來，已經有6起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發生。從今年2月起，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自殺，其狀態堪憂。

官員接連自殺身亡引發了公眾對官員心理壓力，以及背后是否隱藏黑幕的關注、憂慮與質疑。在常人眼中，官員就本不該走上自殺這條路的，于是有的公眾會很自然地產生聯想，自殺官員有可能是畏罪自殺。

公眾的這種心理猜測雖然有失偏頗，但其一緣于官員自殺真相多數時候的不公開，其二很多自殺官員似乎有意無意地在印證著公眾的猜測。如今年4月在家中自殺的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原主任張喜武，自殺前曾因為經濟受賄問題接受調查；哈爾濱市副市長朱勝文因為涉嫌哈爾濱國貿城案被逮捕，在辦理保外就醫過程中跳樓自殺身亡；天津政協主席宋平順自殺后，經查其道德敗壞，包養情婦，并濫用手中權力，為情婦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

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官員自殺就一定與貪污腐敗、權錢交易有關，有些官員完全是出于工作壓力大而選擇了自殺。由此也帶來一個爭議性的話題，要不要公布官員自殺的死因。